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背景(下)

Orin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7

到1945年1月底為止，約有500百萬的德國人因為蘇軍在Königberg至Krakau間的大攻勢而逃離家園。無法在嚴冬中繼續前進者，惟凍斃路頭一途，難民們被迫留下死去的嬰兒，「就彷彿路邊的洋娃娃一般」，一名護士如此回憶道。許多人對蘇軍都抱有莫名的恐懼，而這也是事實，蘇軍對德方的落隊者，即便是平民，也是毫不容情痛加攻撃的。蘇軍現在正處於極度的亢奮中，他們已經與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戰鬥整整3年了，在這當中他們經歷了一切戰爭可能帶來的最惡劣事情。數以千計的村莊遭到摧毀，超過千萬的蘇聯士兵喪生，當中大概還有300萬人是死於德國戰俘營的嚴酷生活條件。

再接下來，蘇軍看到了殘存的滅絕營。1月27日，奧許維茲滅絕營的解放日。第1白俄羅斯方面軍當日的作戰日誌如此寫道：「我們的恨意如同烈火，我們要為那些在焚化爐中燃燒的人復仇，我們要為那些在毒氣室中窒息的人復仇」。正為蘇軍的到來倉皇出逃的難民們，雖然是錯誤的犧牲者，「他們既未引發戰爭，亦未參與納粹的暴行」(Bielefeld大學史學家Hans-Ulrich Wehler語)，然而蘇軍士兵已無任何寬恕之心，此刻軍中的氣氛誠如隨軍作家Ilja Ehrenberg所言：「宰了德國人」。當5月初蘇軍飲馬易北河畔時，身後留下的是一片駭人景象：被戰軍碾斃的難民，燃燒的村落，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屍體。

若干年後，大驅散第一階段的結果才約略清楚起來。在波昂政府的委託下，學者們嘗試重建這段野蠻的歷史。根據史學家Theodor Schider所進行的研究，蘇軍的「作案地點」約有3300處，另有140萬的婦女遭到強暴。Schieder的合作學者在該研究的結案報告中同時也指出，到底德國人之前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才導致勝利者如此這段的怒火。「沒有德國人先前幹的那些好事，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軍暴行」(共同作者Wehler語)。不過波昂政府並不願意看到這一段陳述，因為其並不符合60年代冷戰高潮期的政治氣氛，所以這項研究的結案報告也從未獲得公開出版的機會。直至數十年後，新一代的現代史學家才又把這一段過去詳細地勾勒在德國人的面前。當中包括：納粹在開戰前就有那些將占領區日耳曼化的計劃，這些計劃又有那些付諸實現。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就已經倡言「一個種族地理的新秩序」，他在「東方計劃」中律定，為了讓德國人的「民族邊界」向東擴展，有必要驅趕3000萬的「異種人」。蘇德台區德裔居民的代表也要求住民的重新安置，這種大規模的重新安置事實上從1939年起就在捷克境內展開了。希特勒也下令，在波蘭佔領區進行「土地重分配」，藉以安置超過100萬的德國人。有100萬的波蘭居民就這樣消失在世上，超過200萬人被轉送到德國境內充作強制勞工，另外還有數百萬人逃到蘇聯占領下的波蘭地區。不過蘇聯沒讓他們留下來，這批人接著就被轉送到蘇聯內陸去了。

東南歐同樣發生類似的狀況，大批大批被逐出家園的居民在道路上倉皇逐北。法蘭克福大學(am Oder)的中歐專家Karl Schlögel曾描述過這段強制遷移史：「羅馬尼亞人被逐出北外西凡尼亞地區，匈牙利人被逐出南外西凡尼亞地區，克羅埃西亞人被逐出Steiermark，希臘人被逐出保加利亞占領的東南馬其頓地區和西Thrakien地區，塞爾維亞人被逐出克羅埃西亞，克羅埃西亞人則被逐出塞爾維亞」，這是「現代史上最為暴力的強制遷移」，約有1600萬人成為犧牲品，這個人數還不括後來德國人受到的系統性驅離。這些可怖情景其實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就已經開始了，其時德裔居民的居住區被劃入波蘭和捷克治下，在西普魯士、波森和波希米亞，有超過400萬的德裔居民必須不情願地接受另一個政府的統治，並及開始與週遭非德裔居民持續不斷的衝突。

如是之故，東歐與南歐的流亡政府們無不期望在戰後能有一個有力的彌補，尤其是波蘭和捷克兩國，一點也不希望未來還要再次面對境內德裔少數形成的衝突因子。盟國當局因而決定徹底解決民族混雜的狀況，這些狀況「總是造成諸多無休止的紛爭」(邱吉爾語)，相關的規劃就這樣放到了德黑蘭會議(1943年11月)和雅爾達會議(1945年初)的談判桌上。野蠻的二次大戰現在就這樣步上了惡夢般的終點。「我們必須把德國人都趕出去」(波共領導人Wladyslaw Gomulka語)，「我們現在要不留情地清算侵略者從1938年以來幹下的好事」(捷克總統Edvard Benes語)，這兩段話可說是接下來大驅離行動的最好註腳。

數十萬滯留在東歐的德國人，要不是被政府單位在惡劣條件下強制遣送，要不然就是被復仇心切的當地居民儘其可能地虐待，有許多人甚至必須被送到專門設立的遣送營中，以避免外界復仇的熊熊怒火。在波蘭有6萬到10萬不等的德國人在這種狀況下喪生，其他人則開始步上重返德國的痛苦路程。1945年夏初，從石勒辛到奈塞河，超過250公里的距離，體弱者直接倒斃在路旁，倖存者則被迫在屍臭下野營。到處都有全滅德國人的呼聲，在捷克境內的Aussig就有一件民間發起的屠殺行動，約有百名德國人因此喪生。

來自西方的觀察家們以日趨增長的厭惡感觀察這整件事，因此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會議上就出現了如下的督促：「適度且人道的進行強制遷移」，當然，這種空口白話對實際狀況的改善一點幫助也沒有。被驅離者如同牲畜般地被趕上卡車，因各種非正常因素喪生的人也如同牲畜般地被扔下卡車。美國記者們對此深感震驚，一家美國報紙報導了這樣一起事件：一列火車從捷克出發時載了2400人，抵達柏林時僅餘下1350人。紐約時報也論斷道：「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驅散，很難讓人不懷疑這是違反人性的罪行」。一名美國軍官也在報告中指出：「這種懲罰未免過分，受制裁的不是那些恣意而為的納粹份子，卻是婦女、兒童、窮人和病人」。

這是一部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連始作俑者邱吉爾也在1946年承認，這是一場「大範圍、大規模的悲劇」。這場悲劇重塑了中歐的景觀，而德國更是全劇的主角。至1950年為止，德東地區收容了400萬的難民，德西地區則為800萬。新住民和同樣為生存奮鬥的原住民們當然發生了不少扞格，所幸最後不論在德東或德西都完成了新舊之間的融合。不過，驅離者和被驅離者間的恩怨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消的了，有些政客們從50年代以降就開始大力鼓吹「返回家園的權利」，對東歐國家而言，這是徹頭徹尾的報仇訴求。這些怨恨的根有多深，從關於被驅散者不幸命運的論爭就看得出來，比方說，Günter Grass一部描寫難民船Wihelm Gustloff號命運的小說「Im Krebsgang」出版後，馬上在東歐鄰國引起「不當等同並論」的疑慮( 波蘭前外交部長Wladyslaw Bartoszewski語)。

戰爭已然結束60年，而其陰影至今依然徘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