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出來的民國

在晚清，帝國轉向民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三種可能影響中國走向的力量：第一種力量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種力量是我們一貫認為比較保守的，甚至有點反動的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派，後來發展為北洋軍閥；第三種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實際上在當時非常重要，以國內的張謇、國外的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 這三種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麼的不同，他們之間好像很難有基本的共識，實際上三派同源，都起源於同一個起點，就是改革或者說改良。無論是革命派的孫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凱、立憲派的張謇、梁啟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起點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們的起點在時間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

(略)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1895出場，無論是張謇、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孫中山。我說“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個源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組織軍隊；一個是鬧革命；一個是或倡導改革，或實業救國，再去推動中國改革。 但是他們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也許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的實力派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個關鍵詞來命名他們的話，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他很功利，很投機，他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要推動中國改革，希望走一條漸進變革的道路，他們所選擇的路徑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之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最大公約數。

(略)

按照這樣的邏輯，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和主張用暴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之間一定找不到共同點。主張漸進變革，穩健推動中國轉型的立憲派張謇和革命派孫中山之間、手裡拿槍的袁世凱之間也找不到共識。但是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武昌首義打響的這一槍，引發的不是一場無限革命，而是一場有限革命。 有限革命這個詞，在中國的辭典裡面是沒有的。

(略)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 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戰爭告一段落。這樣一個有限目標，只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這個目標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個層面，就是政治層面，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只是一個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間達成共識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只要這三派在這個目標上達成共識，他們就可以坐下來，用和平談判，彼此妥協、退讓、博弈，沒有一家全贏，也沒有一家全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付出的社會代價最輕，成本最低。

(略)

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讚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談出來的民國一定是不徹底的，半新半舊的，因為沒有把那些力量從肉體上、精神上消滅掉，他們還存在，存在就有問題，是因為當時整個的民心所向，君主立憲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連根拔起不是當時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嚮往的。

(略)

最後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互動的結果。這個互動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動，也不是惡性互動，而是一個中性互動。中性也好，和中間道路、中間思想一樣，不是什麼壞事情。辛亥革命很幸運，三派力量都沒有足夠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們坐下來對話。 這個對話就是“南北和談”。北方袁世凱派出的代表是唐紹儀，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兩個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國，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們都是廣東人，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也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在一起好說話，這簡直就是廣東人與廣東人的談判。這個談判的背後還另有一個談判，就是我們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個南北和談，是軍人和軍人在談。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黃興任命的顧忠琛，也許之間和談更具有實質性，如果說前者是“文和談”，後者就是“武和談”。這個和談決定了三派殊途同歸，他們達成的5條協議就決定了清朝的結束和中華民國的誕生。

摘錄自傅國湧：談出來的民國

這篇講稿有兩個地方我不太同意，一是孫中山確是革命派的重要山頭之一，但很難稱之為該派的代表性人物；二是北洋派的實力被低估，北洋軍動動手指頭就已經打爆武漢革命軍，袁世凱如果來真的，南方起義各省絕無勝機。不過傅國湧先生很清楚地指出了一條最重要的史實：肇建民國，有功者三，絕非革命派所能獨享。

蔣幫國民黨的文宣當然不會把這事忠實呈現，演出的絕對是"孫中山與其快樂夥伴們如何憑藉著理想、友誼和熱血逐次破關擊敗最後大魔王"的Jump式少年漫畫劇情。請看紀念民國百年最新電視廣告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