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名：中央黨制憲國大競選海報(二)
作者：Malmedy
年代：1919
尺寸：66,8 x 50 cm
內文：為了我們家園的和平與自由/投基督教人民黨名單一票
在制憲國大的選舉中，中央黨改以基督教人民黨的名義出戰，企圖藉此吸引新教選民的支持並進而擴大本身的政治基礎。但此一盤算並未成功，中央黨在整個威瑪共和時期仍如同帝國時期，始終被視為天主教徒的政治代言人。
Friday, August 31, 2007
Weimarer Koalition -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 威瑪聯盟其二：中央黨之天主教代言人(下)
圖名：中央黨制憲國大競選海報(二)
作者：Malmedy
年代：1919
尺寸：66,8 x 50 cm
內文：為了我們家園的和平與自由/投基督教人民黨名單一票
在制憲國大的選舉中，中央黨改以基督教人民黨的名義出戰，企圖藉此吸引新教選民的支持並進而擴大本身的政治基礎。但此一盤算並未成功，中央黨在整個威瑪共和時期仍如同帝國時期，始終被視為天主教徒的政治代言人。
Thursday, August 30, 2007
Ｗeimarer Koalition -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 威瑪聯盟其二：中央黨之天主教徒代言人(上)
圖名：中央黨制憲國大競選海報(一)
作者：Hans Herkendell
年代：1918/19
尺寸：110,5 x 84 cm
內文：走出階級自利主義的野蠻無政府狀態/挽救基督徒的理念/權利、義務與博愛/為了這些請投基督教人民黨(中央黨)一票
中央黨成立於1870年12月13日，不過德意志地區天主教徒尋求其政治代表的行動早於本世紀初期即已展開。1848年法蘭克福制憲國大中出現的跨黨派天主教徒結社，即可視為該等嘗試的初步成果。因應德意志地區統一進程在新教的普魯士王國主導下加速推展，組成一天主教徒代言人政黨的工作亦越顯其必要18在1870年12月13日，48名普魯士議會的議員組成了中央黨團，該黨並於隔年的首次帝國議會選舉中取得18.6%的得票率以及63席議席，一舉成為議會中第二大的黨團。其政治綱領包括維持天主教會體制的獨立性、保留教會的學校監督權限及學校中的宗教課程、賦與各邦相對重要權限的聯邦體制、停止繼續昇高軍事支出以挹注國家的社會政策等等。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中央黨，其政治處境可粗分為三個時期。至1880年為止，為Bismarck主政帝國政府的全力打擊對象(文化鬥爭)，其政治忠誠度遭到高度質疑，但官方的打壓反倒促成天主教徒超越各種現實歧異的進一步內聚，1874年大選該黨甚而斬獲28%的得票即屬明證；1880年起Bismarck調整其治國方針，政治上必須優先處理日益刺眼的左翼勢力，經濟上改採保護貿易政策，社會上則展開立法緩解工業化引發的社會問題。凡此均促使帝國政府與在議會中舉足輕重的中央黨展開和解，中央黨亦因此開始由反對黨轉軌為親政府政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央黨最初支持帝國的開戰國策，但隨著戰事的拖長，該黨的態度乃有所改變。該黨於1917年7月19日與社會民主黨及進步人民黨共同在帝國議會中提出和平提案，此一提案固然在當時軍部獨裁的政治環境下如同狗吠火車，惟中央黨與該二政黨的本次合作奠下了未來威瑪聯盟的形成基礎。在1918年的11月革命浪潮下，中央黨原本對於廢帝制改共和的走向深感疑慮，但稍後亦只能接受共和國肇建的既成事實。該黨憑藉其既有政治實力及相對溫和的政治立場，乃得以在威瑪制憲國民大會中扮演吃重角色。
Thursday, August 23, 2007
太過老實的實話實說與太過天真的實話實說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7.11
算是台灣數一數二網路軍武論壇的MDC第二論壇，最近又在戰中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其實這算是老議題，不過老是有中國民族主義狂熱者想要挑戰既有的結論，該論壇上諸多軍武強者建立在厚實資料分析基礎上的論斷大抵如下：
1.中國對於擊敗日本確實有所貢獻，無法否認；2.然而中國的貢獻在相對比較下無足輕重，扣除中國因素後盟國仍可擊敗日本；3.理由之一在於中國境內欠缺日本迫切需要的戰略物資，如石油、鋼鐵，占領中國無益美日戰爭；4.理由之二在於美日太平洋戰爭屬於新型態的海空戰，中國牽制的日本陸軍再多亦無助於海空戰；5.理由之三在於中國陸軍即便獲得美援加持，受限時間因素亦無法在戰場上對日取得決定性勝利
根據這些前提來看最近發生的兩件時事就格外有趣了
第一件是日本的首任防衛大臣久間章生指出：日本在廣島及長崎被美國種了兩顆香菇確屬悲劇，但最終卻防止蘇軍進佔日本，就此來看，這兩顆香菇對日本日後的發展反而是好事，該言一出，全國為之大譁，咸認其嚴重失言，久間最後在壓力下被迫辭職，其實久間的論點是正確的，因為中國無法協助美軍擊敗日本，美國只能轉向蘇聯求助，如果沒有這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提前投降，蘇軍可能也會占領一半的日本國土，進而形成如同南北韓的分裂狀態，則日本難以有今日的國勢也是合理可預期的，不過久間這麼坦率地把事實指出來，卻嚴重背反了日本公共領域的「政治正確」，身為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惟一的原子彈被爆擊國，形塑了日本戰後上下共有的受害者意識，久間的白目發言可說狠狠戳了這種受害者意識一把，要為此負起政治責任也只能說是自業自得，放遠一點來看，「政治正確」毋寧說是民主社會非常獨特的一種現象，理論上民主社會中多元意見均可自由發聲，透過彼此辯正最終得到最接近正確的決策，所以根本不應當預設任何的言論禁區，自始即以一種專斷態度否決任何言論的提出，若然如此，則久間何以不能重評價原爆？德國的政客何以不能指責以色列所作所為宛如納粹？台灣政客何以不能公開否定「愛台灣」、「拚經濟」呢？
第二件是馬甜甜在7月7日那天指出：沒有七七事變造成全面對日抗戰，台灣就無法重回祖國懷抱，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富足，從最前面那些論斷來看，中國既然對擊敗日本沒有決定性的貢獻，則台灣主權因日本敗戰重新轉回中國手中，客觀上來比較，中國自己是絲毫沒有什麼好說嘴的，反而最應該感謝那些死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美國大兵，又或者是羅斯福總統開戰前的偽中立國策，這些東西當然是跟阿扁一樣很少讀書的馬甜甜所不知的，作為一個True Believer，馬甜甜最可愛也最可悲的地方無非在於：蔣幫國民黨過去那些官定歷史和官定意識形態，他統統都發自內心真誠相信那是真的！台灣解嚴到現在二十年，百無禁忌的開放社會充斥著各色各樣的眾聲喧嘩，但這些多元現象，竟然絲毫沒有在馬甜甜的身上留下印跡，現在的馬甜甜，跟波士頓通訊時期的馬甜甜，和小蔣英文祕書時期的馬甜甜，都一樣相信所謂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十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至於反清運動並非一元、武漢起事孫文毫不知情、袁世凱是清帝國滅亡真正推手等等真實歷史，他是一點都不知道也一點都不願相信的，馬的內在始終一貫，可說是徹頭徹尾的黨國之子
算是台灣數一數二網路軍武論壇的MDC第二論壇，最近又在戰中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其實這算是老議題，不過老是有中國民族主義狂熱者想要挑戰既有的結論，該論壇上諸多軍武強者建立在厚實資料分析基礎上的論斷大抵如下：
1.中國對於擊敗日本確實有所貢獻，無法否認；2.然而中國的貢獻在相對比較下無足輕重，扣除中國因素後盟國仍可擊敗日本；3.理由之一在於中國境內欠缺日本迫切需要的戰略物資，如石油、鋼鐵，占領中國無益美日戰爭；4.理由之二在於美日太平洋戰爭屬於新型態的海空戰，中國牽制的日本陸軍再多亦無助於海空戰；5.理由之三在於中國陸軍即便獲得美援加持，受限時間因素亦無法在戰場上對日取得決定性勝利
根據這些前提來看最近發生的兩件時事就格外有趣了
第一件是日本的首任防衛大臣久間章生指出：日本在廣島及長崎被美國種了兩顆香菇確屬悲劇，但最終卻防止蘇軍進佔日本，就此來看，這兩顆香菇對日本日後的發展反而是好事，該言一出，全國為之大譁，咸認其嚴重失言，久間最後在壓力下被迫辭職，其實久間的論點是正確的，因為中國無法協助美軍擊敗日本，美國只能轉向蘇聯求助，如果沒有這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提前投降，蘇軍可能也會占領一半的日本國土，進而形成如同南北韓的分裂狀態，則日本難以有今日的國勢也是合理可預期的，不過久間這麼坦率地把事實指出來，卻嚴重背反了日本公共領域的「政治正確」，身為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惟一的原子彈被爆擊國，形塑了日本戰後上下共有的受害者意識，久間的白目發言可說狠狠戳了這種受害者意識一把，要為此負起政治責任也只能說是自業自得，放遠一點來看，「政治正確」毋寧說是民主社會非常獨特的一種現象，理論上民主社會中多元意見均可自由發聲，透過彼此辯正最終得到最接近正確的決策，所以根本不應當預設任何的言論禁區，自始即以一種專斷態度否決任何言論的提出，若然如此，則久間何以不能重評價原爆？德國的政客何以不能指責以色列所作所為宛如納粹？台灣政客何以不能公開否定「愛台灣」、「拚經濟」呢？
第二件是馬甜甜在7月7日那天指出：沒有七七事變造成全面對日抗戰，台灣就無法重回祖國懷抱，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富足，從最前面那些論斷來看，中國既然對擊敗日本沒有決定性的貢獻，則台灣主權因日本敗戰重新轉回中國手中，客觀上來比較，中國自己是絲毫沒有什麼好說嘴的，反而最應該感謝那些死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美國大兵，又或者是羅斯福總統開戰前的偽中立國策，這些東西當然是跟阿扁一樣很少讀書的馬甜甜所不知的，作為一個True Believer，馬甜甜最可愛也最可悲的地方無非在於：蔣幫國民黨過去那些官定歷史和官定意識形態，他統統都發自內心真誠相信那是真的！台灣解嚴到現在二十年，百無禁忌的開放社會充斥著各色各樣的眾聲喧嘩，但這些多元現象，竟然絲毫沒有在馬甜甜的身上留下印跡，現在的馬甜甜，跟波士頓通訊時期的馬甜甜，和小蔣英文祕書時期的馬甜甜，都一樣相信所謂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十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至於反清運動並非一元、武漢起事孫文毫不知情、袁世凱是清帝國滅亡真正推手等等真實歷史，他是一點都不知道也一點都不願相信的，馬的內在始終一貫，可說是徹頭徹尾的黨國之子
楊提督二秒致詞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7.15
最近聽網路廣播聽到兩個有趣的觀點，順便作點摘要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中央廣播電台有個評論中國現勢的節目：王丹時間，這個星期天談到美國某專家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評估：美國藍德智庫的某專家最近在國會的聽證會中提到，中國政治改革非如外界所認定的如此悲觀，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近來大約刪減了一半的公務員員額，由此可見中國政改已然展開，王丹以為，這位美國中國通的論點未免過份輕率，首先這個刪減公務人員的資料聞所未聞，即便屬實，也頂多只能算是行政改革，離所謂的政治改革還差得遠，如果真的要評估中國政改的實際狀況，應當參考四個指標，依次為人事任命的民主化、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四個領域固然不能含蓋一國政治體系的完整面目，但卻是該等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基礎條件，觀之中國，中央以至地方的人事任命仍取諸於共產黨的黨意，與極大多數人民無關，僅有的村級選舉也僅能選出無實權的村級幹部，在言論層面固然望似一片榮景，但此等現象並非共產黨改革的結果，不如說是共產黨考量到全面管制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有所容忍，而且事實上仍有諸多禁區不可碰觸，此由「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即可知之，司法系統目前仍從屬於行政權，各級人民法院至目前為止仍以中央政府的政法委為最上級機關，解放軍無庸置疑仍屬黨的私軍，軍隊國家化甚至在有限的政治改革呼聲中亦屬絕對禁忌，綜合上述四點，中國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屬天方夜譚
世新大學廣電系教授管中祥在綠色和平則開了個討論媒體萬象的節目：Watch Media，同樣是這個星期天的節目談到台灣媒體與社會運動的互動，當中有段管教授的親身觀察：台灣電子媒體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很喜歡找專家學者來背書不過這並不代表這些新聞內容就如此尊重專業，不如說妓者需要一個「專業道具」來作裝飾，專家學者受訪時講了很多，最後播出來通常都只剩下十秒鐘段落，而且這個可憐的十秒鐘段落也抓不到受訪者要講的重點，通常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因此管教授自嘲，多次受訪的結果，業已練就十秒鐘內講完重點的流利「口才」
聽到管教授這段話的瞬間，我就馬上聯想到自由行星同盟楊威利元帥的軼聞之一：「楊提督二秒致詞」，靠北，這兩件事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最近聽網路廣播聽到兩個有趣的觀點，順便作點摘要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中央廣播電台有個評論中國現勢的節目：王丹時間，這個星期天談到美國某專家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評估：美國藍德智庫的某專家最近在國會的聽證會中提到，中國政治改革非如外界所認定的如此悲觀，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近來大約刪減了一半的公務員員額，由此可見中國政改已然展開，王丹以為，這位美國中國通的論點未免過份輕率，首先這個刪減公務人員的資料聞所未聞，即便屬實，也頂多只能算是行政改革，離所謂的政治改革還差得遠，如果真的要評估中國政改的實際狀況，應當參考四個指標，依次為人事任命的民主化、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四個領域固然不能含蓋一國政治體系的完整面目，但卻是該等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基礎條件，觀之中國，中央以至地方的人事任命仍取諸於共產黨的黨意，與極大多數人民無關，僅有的村級選舉也僅能選出無實權的村級幹部，在言論層面固然望似一片榮景，但此等現象並非共產黨改革的結果，不如說是共產黨考量到全面管制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有所容忍，而且事實上仍有諸多禁區不可碰觸，此由「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即可知之，司法系統目前仍從屬於行政權，各級人民法院至目前為止仍以中央政府的政法委為最上級機關，解放軍無庸置疑仍屬黨的私軍，軍隊國家化甚至在有限的政治改革呼聲中亦屬絕對禁忌，綜合上述四點，中國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屬天方夜譚
世新大學廣電系教授管中祥在綠色和平則開了個討論媒體萬象的節目：Watch Media，同樣是這個星期天的節目談到台灣媒體與社會運動的互動，當中有段管教授的親身觀察：台灣電子媒體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很喜歡找專家學者來背書不過這並不代表這些新聞內容就如此尊重專業，不如說妓者需要一個「專業道具」來作裝飾，專家學者受訪時講了很多，最後播出來通常都只剩下十秒鐘段落，而且這個可憐的十秒鐘段落也抓不到受訪者要講的重點，通常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因此管教授自嘲，多次受訪的結果，業已練就十秒鐘內講完重點的流利「口才」
聽到管教授這段話的瞬間，我就馬上聯想到自由行星同盟楊威利元帥的軼聞之一：「楊提督二秒致詞」，靠北，這兩件事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年鑑學派作為政治評論的方法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5.16
某Blog上有篇趣味文章：奇美小護士在奧匈大帝國，看完後劣者就熊熊想起十一年前的往事啊，1996年奇美小護士還在擔任DPP文宣部主任，每晚上政論節目噴口水也就成為她的神聖任務，有一次在李艷秋愛人的節目上，小護士噴的興起，就以其慣常高雅的知識份子姿態脫口而出：「根據年鑑學派的觀點，在這件事上李連應當如何如何，林郝則應當如何如何」，時日久遠，詳細內容已不復記憶，不過大意如此
嘻嘻！！
劣者雖然不是學歷史的，不過憑藉一點點零碎的豆知識，大概知道年鑑學派是一種基進的歷史研究方法，主張由下、由庶民的觀點取材治史，故有別於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公侯將相等等大人物的歷史，例如研究台北市的發展史，年鑑學派就絕不會從歷任市長的更迭甚或市府的制度研革下手，而會從萬華環南市場雞肉販的歷年帳冊統整分析下手，這樣來看，小護士當年竟然會把年鑑學派跟政治鬥爭策略的分析結合在一起，其荒謬的程度，就彷彿說要從憲法釋義學裡過度禁止原則的觀點來分析恰恰的打擊死角一樣啊
小護士在大眾媒體上的發言模式，確實十年如一日，以無比華麗的術語，包覆早已有之的結論，再拿來推銷給那些號稱最有國際觀的閱聽眾，就好比劣者小時候學校那些可惡的護士阿姨一樣，每次都用糖衣包覆的魚肝油來誑騙純真的小朋友吞下去，可是被騙歸被騙，魚肝油臭歸臭，吞下去畢竟可以讓小朋友頭好壯壯，小護士推銷的那些觀點不小心聽了進去，後果堪慮，恐怕不是單純被誤導那麼簡單可以打發的，台灣會出現那種大腦纖維化的紅衣藍腦人，不就正是這種小護士崇拜的最高極致表現嗎?
某Blog上有篇趣味文章：奇美小護士在奧匈大帝國，看完後劣者就熊熊想起十一年前的往事啊，1996年奇美小護士還在擔任DPP文宣部主任，每晚上政論節目噴口水也就成為她的神聖任務，有一次在李艷秋愛人的節目上，小護士噴的興起，就以其慣常高雅的知識份子姿態脫口而出：「根據年鑑學派的觀點，在這件事上李連應當如何如何，林郝則應當如何如何」，時日久遠，詳細內容已不復記憶，不過大意如此
嘻嘻！！
劣者雖然不是學歷史的，不過憑藉一點點零碎的豆知識，大概知道年鑑學派是一種基進的歷史研究方法，主張由下、由庶民的觀點取材治史，故有別於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公侯將相等等大人物的歷史，例如研究台北市的發展史，年鑑學派就絕不會從歷任市長的更迭甚或市府的制度研革下手，而會從萬華環南市場雞肉販的歷年帳冊統整分析下手，這樣來看，小護士當年竟然會把年鑑學派跟政治鬥爭策略的分析結合在一起，其荒謬的程度，就彷彿說要從憲法釋義學裡過度禁止原則的觀點來分析恰恰的打擊死角一樣啊
小護士在大眾媒體上的發言模式，確實十年如一日，以無比華麗的術語，包覆早已有之的結論，再拿來推銷給那些號稱最有國際觀的閱聽眾，就好比劣者小時候學校那些可惡的護士阿姨一樣，每次都用糖衣包覆的魚肝油來誑騙純真的小朋友吞下去，可是被騙歸被騙，魚肝油臭歸臭，吞下去畢竟可以讓小朋友頭好壯壯，小護士推銷的那些觀點不小心聽了進去，後果堪慮，恐怕不是單純被誤導那麼簡單可以打發的，台灣會出現那種大腦纖維化的紅衣藍腦人，不就正是這種小護士崇拜的最高極致表現嗎?
政治性格的隔代遺傳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4.16
先看兩段不同脈絡下的短文，標紅字的地方是我想強調的重點，首先是馬甜甜被起訴那天的參選聲明
馬英九2.14.2007聲明書
今天，台北地檢署以「貪污罪」起訴英九，對一向以「清廉正直」自期的英九來說，唯有「痛心疾首」可以形容。英九始終相信，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今天，英九尊重司法，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詐領特別費據為己有」的指控。英九一定為自己的清白奮鬥，依法力爭，直到還我清白。這不是為了個人，更是為全國數百萬公務首長，以及為所有相信「清廉正直」價值觀的人民。英九將信守承諾，立即辭去國民黨主席之職，但仍將以黨員身份，為國民黨的改革與團結，繼續奮鬥。
然而，英九不得不說，此刻的台灣已進民主的寒夜，善良人徬徨無措，邪痞者梟叫狼嗥，在這個正義已遭政治綁架的時刻，憤怒已成了我們最後尊嚴之所繫。為了不讓惡人得逞，為了挽回台灣最後一線生機，我們除了向他們大聲說不之外，別無選擇。清白受到質疑，廉潔竟被起訴，對英九來說，比失去生命更痛苦。我們必須覺悟，清白，要用生命維護；正義，要用行動證暖。當民主受此重創，社會正義難伸的此刻，英九在此鄭重宣告，我將化悲憤為力量，義無反顧，參選2008年總統大選，向人民證明我的清白，以行動，證明人民最後必定選擇正義的一方。
再來是中國網友tomasvon在PTT戰史板發的兩個POST
關於KMT的文宣：
前面R說過一句很好玩的話﹕國民黨連文字都玩不過共產黨，當然隻有到台灣混的份。這個麼，北伐前期，KMT的民眾文宣都是外包給CCP的，清黨時這些外包人員大多數殺頭，少部分落草，KMT的文宣水準也就一落千仗，反正那時候KMT槍多錢多拳頭硬就是硬道理……抗戰時期全國統戰，KMT再次把民眾文宣外包給CCP以及CCP周邊的進步文化人員XD 。沒法子，KMT裡的老爺和黨幹一向輕視民眾，不肯深入基層去作草根工作，在大陸在台灣都是如此，寫的那種GP文宣隻管自己爽，根本不去管老百姓的理解能力，不去管他們的想法。
看看N1A(註：國府新一軍)和PLA(註：人民解放軍)的歌詞對比就知道：
N1A
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
君不見，班定遠，絕域輕騎催戰雲！
男兒應是重危行，豈讓儒冠誤此生?
況乃國危若累卵，羽檄爭馳無少停！ blahblahblah…………
PLA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 blahblahblah……
孫立人不知道從哪裡找了個酸文人唬爛了一首大帥自己看得懂看得爽就好的玩意，至於下面多數是文盲的大兵…科科，PLA可是首首都是大白話。
Re: 關於KMT的文宣
隨便提幾點﹕
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間的那個KMT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招攬蕭楚女、茅盾等一票CCP來搞宣傳，整理黨務案後，前代部長和彭湃等一大批共產黨員散到北伐前方的各地基層去搞群眾運動，建立農會和工會組織，寫冊子，辦報紙，叫小弟們刷標語，在城裡搞遊行，北伐軍總政治部的搞宣傳的也塞滿CCP。這個代部長名叫毛澤東……
抗戰期間，可以看看，負責主管「軍事政治宣傳和協同有關單位貫徹執行軍民總動員事宜」的國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裡都是一群什麼人﹕分管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下面文字、藝術、國際三個處裡主持工作的全是公開或秘密的CCP～～KMT文宣之爛，根子還出在KMT和老蔣自己身上。大革命時代有文化而能深入群眾寫草根文宣並做群眾組織的，也有少數不是CCP的KMT左派，但在老蔣看來都有嚴重的赤化嫌疑，殺的殺趕的趕，留下來的家伙不是高高在上酸氣沖天的書呆子，就是一幫沒文化的特務。所以說，4.12老蔣清黨不但嚴重打擊了CCP﹐從此也徹底摧毀了KMT自己的草根組織動員和文宣能力，從此他在農村隻能依靠鄉紳地主豪強等中國傳統的農村「上流」社會來進行統治和低效率的資源汲取，埋下自己毀滅的種子。大革命之後老蔣也在軍委會下面搞過一個政訓處，想接宣傳的活，但由於以上原因，很快蛻變成一個特務組織，宣傳根本玩不轉，結果到抗戰還是隻有把宣傳外包給CCP。
馬聲明據說是前中國時報總主筆楊渡操刀的，當中就出現了那段奧妙的文字，而這段文字據說是這麼來的：「梟叫狼嘷」－馬英九引用紀弦詩作明志 ，楊渡似乎沒搞清楚，他在寫的是政治人物面臨關鍵時刻的重大聲明，而不是高來高去、精雕細琢的社論，這麼寫不知是寫給選民抑或是自己看的，而如此這般的秀才型人物為馬所喜、為馬所用，即將操刀明年選舉的文宣戰，個中原因或許就是tomasvon說的那些，馬至少在這種惡趣味上跟老蔣是沒什麼兩樣的，可說是一種跨越六十年時空的隔代遺傳，再這樣下去，馬要贏明年選舉，恐怕跟國民黨要贏國共內戰一樣是很難的啊
先看兩段不同脈絡下的短文，標紅字的地方是我想強調的重點，首先是馬甜甜被起訴那天的參選聲明
馬英九2.14.2007聲明書
今天，台北地檢署以「貪污罪」起訴英九，對一向以「清廉正直」自期的英九來說，唯有「痛心疾首」可以形容。英九始終相信，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今天，英九尊重司法，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詐領特別費據為己有」的指控。英九一定為自己的清白奮鬥，依法力爭，直到還我清白。這不是為了個人，更是為全國數百萬公務首長，以及為所有相信「清廉正直」價值觀的人民。英九將信守承諾，立即辭去國民黨主席之職，但仍將以黨員身份，為國民黨的改革與團結，繼續奮鬥。
然而，英九不得不說，此刻的台灣已進民主的寒夜，善良人徬徨無措，邪痞者梟叫狼嗥，在這個正義已遭政治綁架的時刻，憤怒已成了我們最後尊嚴之所繫。為了不讓惡人得逞，為了挽回台灣最後一線生機，我們除了向他們大聲說不之外，別無選擇。清白受到質疑，廉潔竟被起訴，對英九來說，比失去生命更痛苦。我們必須覺悟，清白，要用生命維護；正義，要用行動證暖。當民主受此重創，社會正義難伸的此刻，英九在此鄭重宣告，我將化悲憤為力量，義無反顧，參選2008年總統大選，向人民證明我的清白，以行動，證明人民最後必定選擇正義的一方。
再來是中國網友tomasvon在PTT戰史板發的兩個POST
關於KMT的文宣：
前面R說過一句很好玩的話﹕國民黨連文字都玩不過共產黨，當然隻有到台灣混的份。這個麼，北伐前期，KMT的民眾文宣都是外包給CCP的，清黨時這些外包人員大多數殺頭，少部分落草，KMT的文宣水準也就一落千仗，反正那時候KMT槍多錢多拳頭硬就是硬道理……抗戰時期全國統戰，KMT再次把民眾文宣外包給CCP以及CCP周邊的進步文化人員XD 。沒法子，KMT裡的老爺和黨幹一向輕視民眾，不肯深入基層去作草根工作，在大陸在台灣都是如此，寫的那種GP文宣隻管自己爽，根本不去管老百姓的理解能力，不去管他們的想法。
看看N1A(註：國府新一軍)和PLA(註：人民解放軍)的歌詞對比就知道：
N1A
君不見，漢終軍，弱冠系虜請長纓；
君不見，班定遠，絕域輕騎催戰雲！
男兒應是重危行，豈讓儒冠誤此生?
況乃國危若累卵，羽檄爭馳無少停！ blahblahblah…………
PLA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 blahblahblah……
孫立人不知道從哪裡找了個酸文人唬爛了一首大帥自己看得懂看得爽就好的玩意，至於下面多數是文盲的大兵…科科，PLA可是首首都是大白話。
Re: 關於KMT的文宣
隨便提幾點﹕
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間的那個KMT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招攬蕭楚女、茅盾等一票CCP來搞宣傳，整理黨務案後，前代部長和彭湃等一大批共產黨員散到北伐前方的各地基層去搞群眾運動，建立農會和工會組織，寫冊子，辦報紙，叫小弟們刷標語，在城裡搞遊行，北伐軍總政治部的搞宣傳的也塞滿CCP。這個代部長名叫毛澤東……
抗戰期間，可以看看，負責主管「軍事政治宣傳和協同有關單位貫徹執行軍民總動員事宜」的國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裡都是一群什麼人﹕分管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下面文字、藝術、國際三個處裡主持工作的全是公開或秘密的CCP～～KMT文宣之爛，根子還出在KMT和老蔣自己身上。大革命時代有文化而能深入群眾寫草根文宣並做群眾組織的，也有少數不是CCP的KMT左派，但在老蔣看來都有嚴重的赤化嫌疑，殺的殺趕的趕，留下來的家伙不是高高在上酸氣沖天的書呆子，就是一幫沒文化的特務。所以說，4.12老蔣清黨不但嚴重打擊了CCP﹐從此也徹底摧毀了KMT自己的草根組織動員和文宣能力，從此他在農村隻能依靠鄉紳地主豪強等中國傳統的農村「上流」社會來進行統治和低效率的資源汲取，埋下自己毀滅的種子。大革命之後老蔣也在軍委會下面搞過一個政訓處，想接宣傳的活，但由於以上原因，很快蛻變成一個特務組織，宣傳根本玩不轉，結果到抗戰還是隻有把宣傳外包給CCP。
馬聲明據說是前中國時報總主筆楊渡操刀的，當中就出現了那段奧妙的文字，而這段文字據說是這麼來的：「梟叫狼嘷」－馬英九引用紀弦詩作明志 ，楊渡似乎沒搞清楚，他在寫的是政治人物面臨關鍵時刻的重大聲明，而不是高來高去、精雕細琢的社論，這麼寫不知是寫給選民抑或是自己看的，而如此這般的秀才型人物為馬所喜、為馬所用，即將操刀明年選舉的文宣戰，個中原因或許就是tomasvon說的那些，馬至少在這種惡趣味上跟老蔣是沒什麼兩樣的，可說是一種跨越六十年時空的隔代遺傳，再這樣下去，馬要贏明年選舉，恐怕跟國民黨要贏國共內戰一樣是很難的啊
真 • 大真相與小真相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7.3.5
「大真相與小真相」
馬赫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 (現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
＊本文為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於2006年11月15日出席「猶太人大屠殺真相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其後並於2006年11月16日登載於向有伊朗質報美譽的大報「使命報」頭版
昨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導，該國德意志民族黨(NPD)主席Udo Voigt先生準備籌設「最終解決方案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對納粹滅絕猶太人(Holocaust)之事進行更細緻的調查研究，以作為德國未來歷史教育之一環。所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項工作值得高度肯定－只要它能避免淪為猶太復國主義及以色列共和國炒作以色列立國正當性的幫兇。
在史帝芬史匹柏等一干好萊塢影音工業複合體的推波助瀾下，「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早已成為歐美政壇的政治正確語言，但說之眾知之者少，能說明何謂「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並給予適切定義者，實在少得可憐。
究其實質，「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從來不是什麼高深的概念。現下中東地區的諸多爭議，都與歐美諸國基於贖罪心態而強行給予以色列於巴勒斯坦地區的立國空間有關，這種贖罪心態源自於過去，包括Holocaust在內，對於猶太人待遇的不正義。諷刺的是，歷史上的不正義，反而成為今日許多怨懟、衝突與仇恨的來源。所以，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人類更美好的共同未來，我們理應有效地面對、處理這些歷史包袱。如何「超克」猶太人千年離散的情意結，必然是中東衝突各方都應當面對的嚴肅課題。但，這說來容易，卻做來不易，若然處理不好，非但趨近不了「超克悲情，促進和平」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目標，反而害了、斷了以巴和解的生機。說要抓鬼的人，最先被鬼抓去，這類情形並不陌生。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兩個關於「大真相」的問題，還有一個關於「大和解」的問題。
其一，Holocaust於歐洲史一般性框架下的「大真相」是什麼？Holocaust的本質根本不是種族滅絕，而是從羅馬帝政初期以降，早期基督教會與猶太教會因爭奪信眾而起的恩恩怨怨，以及猶太社群於單一政治秩序下的同化問題等雙重歷史脈絡下，發生於歐洲猶太人身上的歷史悲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梵蒂岡對於德國「最終解決方案」的置若罔聞，和歐洲各國主流社會長年對於猶太社群執著於己身傳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斥政策，其實就是Holocaust的導火線與歷史大真相。Holocaust，那裡是種族滅絕？
其二，Holocaust於德國現代史特殊框架下的「大真相」是什麼？不就是納粹政權1933年「合法革命」後，對於所謂的「世界猶太人的陰謀」(無論是否是編造的)所遂行的大規模無情打擊與政治迫害，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組織性虐殺嗎？要追查Holocaust的大真相，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但這涉及納粹黨「合法革命」背景因素的關鍵分析。一九二十年代的威瑪共和國，是政治激進化的極端年代，而納粹黨不過是這種時代精神的投射。這是一種強烈不滿於凡爾塞和約第二三一條德國單獨戰爭罪責條款的逆反情緒，而此一條款原本就是建立在美英法等國濫用其戰勝國特權的不公平基礎上。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交戰國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殘酷戰爭手法，同樣促成了納粹統治區內不法罪行暴虐程度的節節升高，如美英兩國對於德國無軍事價值平民區有計畫實行的日夜無差別轟炸，同樣造成數十萬德國平民的死於非命。由此可見，輕賤人命的罪行，實非納粹德國的專利。但要釐清這個大真相，卻又直接減損了以色列立國巴勒斯坦地區主權主張的有效性，以及明白揭破美英兩國利用以色列作為其中東賽局場圍事的虛偽面具。
其三，或許正因為歐美諸國不願在Holocaust的「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納粹時代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海德里希等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和那一代全體德國人的共同責任。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的中東地區能帶來和解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說「大和解」。
惡搞Holocaust悲劇，以之為以色列立國的正當理由，正是中東和平的最大危機，正是以巴和解的最大課題。請別再藉此挑起戰爭，請別讓歷史悲劇重演，請別再冤冤相報，「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構想來自於南非，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雙方在人種上的差異，遠小於南非黑白間的差異。因此，南非所無法獲致的「大真相」與「大和解」，在中東都還是可能的，事在人為。
＊責任編輯後記
本文刊出後三個半月，於東亞某島國某質報亦有同名文章大真相與小真相刊出，兩者內容固然天差地遠，然而後一文作者的思惟模式，卻與曾經公然指稱Holocaust純屬猶太人謊言的艾哈邁迪-內賈德 總統閣下有著驚人的神似。這中間究竟是巧合還是有什麼內幕，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真相與小真相」
馬赫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 (現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
＊本文為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於2006年11月15日出席「猶太人大屠殺真相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其後並於2006年11月16日登載於向有伊朗質報美譽的大報「使命報」頭版
昨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導，該國德意志民族黨(NPD)主席Udo Voigt先生準備籌設「最終解決方案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對納粹滅絕猶太人(Holocaust)之事進行更細緻的調查研究，以作為德國未來歷史教育之一環。所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項工作值得高度肯定－只要它能避免淪為猶太復國主義及以色列共和國炒作以色列立國正當性的幫兇。
在史帝芬史匹柏等一干好萊塢影音工業複合體的推波助瀾下，「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早已成為歐美政壇的政治正確語言，但說之眾知之者少，能說明何謂「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並給予適切定義者，實在少得可憐。
究其實質，「猶太人千年離散之悲情」從來不是什麼高深的概念。現下中東地區的諸多爭議，都與歐美諸國基於贖罪心態而強行給予以色列於巴勒斯坦地區的立國空間有關，這種贖罪心態源自於過去，包括Holocaust在內，對於猶太人待遇的不正義。諷刺的是，歷史上的不正義，反而成為今日許多怨懟、衝突與仇恨的來源。所以，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人類更美好的共同未來，我們理應有效地面對、處理這些歷史包袱。如何「超克」猶太人千年離散的情意結，必然是中東衝突各方都應當面對的嚴肅課題。但，這說來容易，卻做來不易，若然處理不好，非但趨近不了「超克悲情，促進和平」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目標，反而害了、斷了以巴和解的生機。說要抓鬼的人，最先被鬼抓去，這類情形並不陌生。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兩個關於「大真相」的問題，還有一個關於「大和解」的問題。
其一，Holocaust於歐洲史一般性框架下的「大真相」是什麼？Holocaust的本質根本不是種族滅絕，而是從羅馬帝政初期以降，早期基督教會與猶太教會因爭奪信眾而起的恩恩怨怨，以及猶太社群於單一政治秩序下的同化問題等雙重歷史脈絡下，發生於歐洲猶太人身上的歷史悲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梵蒂岡對於德國「最終解決方案」的置若罔聞，和歐洲各國主流社會長年對於猶太社群執著於己身傳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斥政策，其實就是Holocaust的導火線與歷史大真相。Holocaust，那裡是種族滅絕？
其二，Holocaust於德國現代史特殊框架下的「大真相」是什麼？不就是納粹政權1933年「合法革命」後，對於所謂的「世界猶太人的陰謀」(無論是否是編造的)所遂行的大規模無情打擊與政治迫害，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組織性虐殺嗎？要追查Holocaust的大真相，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但這涉及納粹黨「合法革命」背景因素的關鍵分析。一九二十年代的威瑪共和國，是政治激進化的極端年代，而納粹黨不過是這種時代精神的投射。這是一種強烈不滿於凡爾塞和約第二三一條德國單獨戰爭罪責條款的逆反情緒，而此一條款原本就是建立在美英法等國濫用其戰勝國特權的不公平基礎上。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交戰國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殘酷戰爭手法，同樣促成了納粹統治區內不法罪行暴虐程度的節節升高，如美英兩國對於德國無軍事價值平民區有計畫實行的日夜無差別轟炸，同樣造成數十萬德國平民的死於非命。由此可見，輕賤人命的罪行，實非納粹德國的專利。但要釐清這個大真相，卻又直接減損了以色列立國巴勒斯坦地區主權主張的有效性，以及明白揭破美英兩國利用以色列作為其中東賽局場圍事的虛偽面具。
其三，或許正因為歐美諸國不願在Holocaust的「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納粹時代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海德里希等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和那一代全體德國人的共同責任。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的中東地區能帶來和解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說「大和解」。
惡搞Holocaust悲劇，以之為以色列立國的正當理由，正是中東和平的最大危機，正是以巴和解的最大課題。請別再藉此挑起戰爭，請別讓歷史悲劇重演，請別再冤冤相報，「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構想來自於南非，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雙方在人種上的差異，遠小於南非黑白間的差異。因此，南非所無法獲致的「大真相」與「大和解」，在中東都還是可能的，事在人為。
＊責任編輯後記
本文刊出後三個半月，於東亞某島國某質報亦有同名文章大真相與小真相刊出，兩者內容固然天差地遠，然而後一文作者的思惟模式，卻與曾經公然指稱Holocaust純屬猶太人謊言的艾哈邁迪-內賈德 總統閣下有著驚人的神似。這中間究竟是巧合還是有什麼內幕，那就不得而知了。
奇文共欣賞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2.20
今天看到中國時報上有篇評論，「極具參考價值」，署名記者是蕭旭岑，跟上次的王彩鸝不同，這次可以確定蕭旭岑是位先生，全文散發著某種轉圈圈撒小花的濃濃腐味，看完後深深覺得：蕭記者你改行去寫BL同人小說，或許會更有成就也說不定吧
馬英九 一路走來始終孤獨
蕭旭岑
馬英九是很孤獨的人，在政壇紅塵裡，他一直站在孤峰頂上。但在被起訴後，馬英九被迫走下孤峰，迎向未知的明天。從小在父親馬鶴凌期許下，馬英九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左傳、論語、孟子，每晚十時熄燈，早上六時起床念書，還要練毛筆，他很早就自然地把國家興亡重責攬在自己的肩頭上，對忠孝節義、道德操守，有著近乎執拗般的堅持。
留學返國後，仕途一路順遂，晚近更成為鎂光燈前的熠熠巨星，馬英九很努力讓自己成為大家所想要看到、習慣看到的「馬英九」。維持標準笑容、如做功課般跑步游泳，永遠對人彬彬有禮，應對進退不慍不火，談論遠景條理清晰，這就是過去一路走來、眾人熟悉的馬英九。
事實上，馬英九是很壓抑的。私底下的他，喜歡講笑話、調侃人家，一天累下來，喜歡輕鬆喝個啤酒，講起話來引經據典、喋喋不休。沒有鏡頭的時候，他會露出「三八」的一面，會隨興引吭高歌、甚至跳起肚皮舞，也會毫無心防和人擁抱，真誠、熱切，又溫暖。
但是這般真性情的馬英九，隔天又會變成大家熟悉的馬英九，偶爾開開小玩笑，但大部分時候是「謝謝指教」。在父親從小教育的「大我」中，馬英九選擇將自己的「小我」封閉起來；只是這樣壓抑的結果，有時難免會出現自我衝突，使得有些時候的馬英九顯得如此「不合時宜」
下鄉走基層，他一雙手一雙手握，地方黨員座談，他專注聆聽，低頭認真做筆記，就像一個好學生，努力記下從裡到外的大小事情。可是從旁邊觀察，馬英九再怎麼認真，和這些地方人士始終有著看不見的膜，雖不致到格格不入，但就像一個鮮明的身影，無法融入背後的風景一樣
有天晚上，跑完十幾個行程後，在澎湖青年活動中心的廣場，吹著海風，和媒體坐下來聊，有那麼一時半刻，馬英九兩眼望著遠處，彷彿在凝視什麼似的，穿透了層層暗沉的烏雲，卻落到了一片虛無裡。這時的馬英九，顯得特別孤獨。
對待部屬、同僚，馬英九秉持著中國古代「士大夫無私交」的觀念，和人互動，全部都是公務來往，從不過問私事。相交廿幾年的國民黨高層有一次私下說，這麼多年來，馬英九從來沒有問過他夫人如何、兒女如何，見面只談公事。核心幕僚妻子罹癌，媒體曝光後，馬英九竟也一句都不問。
偶爾，馬英九才會不經意地向幕僚流露出真性情。剛接黨主席時，發言系統的主管常會在午夜過後接到馬英九的電話，一談就是好幾十分鐘；有時主管會發現，馬英九是邊講電話邊在跑步機運動，和人像老朋友般地聊天、吐吐苦水。但隔天上班，馬英九又回復到客氣的距離。對待客卿，馬英九顯得客氣，但對家臣，他就疾言厲色許多。許多在擔任黨主席之前就追隨他的幕僚，有時會被他直言罵到落淚；在老部屬面前，馬有時也不加修飾，會捶胸怒斥黨務改革不力，會不假辭色指責做得不夠的地方。許多核心幕僚私下會對媒體露出茫然神色，不知道自己在馬英九心中到底是何定位。
僚屬如此，遑論政壇同志。除了學界出身的多年友人如劉兆玄、金溥聰、蘇永欽、高朗等，馬英九在政壇幾乎沒有朋友；他不交心、不交換、不結盟，不群不黨，除了因公必要的往來，他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前年選黨主席選舉，徹底突顯了馬英九的人際網路，即使當了一年半的黨主席，馬英九身邊，永遠還是依附者多、知交者少。
為了家國大業，馬英九或許不在乎政治盟友，但長年專注公務，犧牲了不少與一對女兒相處的時光，卻讓馬英九深深遺憾。一次在媒體人趙少康的節目休息空檔，馬英九難得地真情流露，跟趙少康講起女兒，思念之情再難遏抑，旁人無不動容。但收起情緒後，馬英九還是一天工作十七小時。
公開對外時，少數讓馬英九放鬆的時刻，就是談論起他景仰的先賢先烈，譬如孫中山、蔣渭水，他會眼神發亮，像個大學教授侃侃而談。專任黨主席後，第一次坐火車從花蓮到宜蘭，馬英九把發言人蘇俊賓叫到身邊談了很久，旁人以為在談媒體關係，殊不知馬就是在說蔣渭水的故事。
在對「大我」無止盡地追求下，馬英九形同放棄了「小我」，但這一切都在被起訴後出現鉅變。馬英九意外被逼進了紅塵浪裡，他被迫挑戰司法、宣布參選，驀然回首過去的一切，如今看來不過是個倒影。馬英九從孤峰頂上走下，迎向未知的明天，環境不再如過往平順，他也不可能再是過去的馬英九。
今天看到中國時報上有篇評論，「極具參考價值」，署名記者是蕭旭岑，跟上次的王彩鸝不同，這次可以確定蕭旭岑是位先生，全文散發著某種轉圈圈撒小花的濃濃腐味，看完後深深覺得：蕭記者你改行去寫BL同人小說，或許會更有成就也說不定吧
馬英九 一路走來始終孤獨
蕭旭岑
馬英九是很孤獨的人，在政壇紅塵裡，他一直站在孤峰頂上。但在被起訴後，馬英九被迫走下孤峰，迎向未知的明天。從小在父親馬鶴凌期許下，馬英九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左傳、論語、孟子，每晚十時熄燈，早上六時起床念書，還要練毛筆，他很早就自然地把國家興亡重責攬在自己的肩頭上，對忠孝節義、道德操守，有著近乎執拗般的堅持。
留學返國後，仕途一路順遂，晚近更成為鎂光燈前的熠熠巨星，馬英九很努力讓自己成為大家所想要看到、習慣看到的「馬英九」。維持標準笑容、如做功課般跑步游泳，永遠對人彬彬有禮，應對進退不慍不火，談論遠景條理清晰，這就是過去一路走來、眾人熟悉的馬英九。
事實上，馬英九是很壓抑的。私底下的他，喜歡講笑話、調侃人家，一天累下來，喜歡輕鬆喝個啤酒，講起話來引經據典、喋喋不休。沒有鏡頭的時候，他會露出「三八」的一面，會隨興引吭高歌、甚至跳起肚皮舞，也會毫無心防和人擁抱，真誠、熱切，又溫暖。
但是這般真性情的馬英九，隔天又會變成大家熟悉的馬英九，偶爾開開小玩笑，但大部分時候是「謝謝指教」。在父親從小教育的「大我」中，馬英九選擇將自己的「小我」封閉起來；只是這樣壓抑的結果，有時難免會出現自我衝突，使得有些時候的馬英九顯得如此「不合時宜」
下鄉走基層，他一雙手一雙手握，地方黨員座談，他專注聆聽，低頭認真做筆記，就像一個好學生，努力記下從裡到外的大小事情。可是從旁邊觀察，馬英九再怎麼認真，和這些地方人士始終有著看不見的膜，雖不致到格格不入，但就像一個鮮明的身影，無法融入背後的風景一樣
有天晚上，跑完十幾個行程後，在澎湖青年活動中心的廣場，吹著海風，和媒體坐下來聊，有那麼一時半刻，馬英九兩眼望著遠處，彷彿在凝視什麼似的，穿透了層層暗沉的烏雲，卻落到了一片虛無裡。這時的馬英九，顯得特別孤獨。
對待部屬、同僚，馬英九秉持著中國古代「士大夫無私交」的觀念，和人互動，全部都是公務來往，從不過問私事。相交廿幾年的國民黨高層有一次私下說，這麼多年來，馬英九從來沒有問過他夫人如何、兒女如何，見面只談公事。核心幕僚妻子罹癌，媒體曝光後，馬英九竟也一句都不問。
偶爾，馬英九才會不經意地向幕僚流露出真性情。剛接黨主席時，發言系統的主管常會在午夜過後接到馬英九的電話，一談就是好幾十分鐘；有時主管會發現，馬英九是邊講電話邊在跑步機運動，和人像老朋友般地聊天、吐吐苦水。但隔天上班，馬英九又回復到客氣的距離。對待客卿，馬英九顯得客氣，但對家臣，他就疾言厲色許多。許多在擔任黨主席之前就追隨他的幕僚，有時會被他直言罵到落淚；在老部屬面前，馬有時也不加修飾，會捶胸怒斥黨務改革不力，會不假辭色指責做得不夠的地方。許多核心幕僚私下會對媒體露出茫然神色，不知道自己在馬英九心中到底是何定位。
僚屬如此，遑論政壇同志。除了學界出身的多年友人如劉兆玄、金溥聰、蘇永欽、高朗等，馬英九在政壇幾乎沒有朋友；他不交心、不交換、不結盟，不群不黨，除了因公必要的往來，他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前年選黨主席選舉，徹底突顯了馬英九的人際網路，即使當了一年半的黨主席，馬英九身邊，永遠還是依附者多、知交者少。
為了家國大業，馬英九或許不在乎政治盟友，但長年專注公務，犧牲了不少與一對女兒相處的時光，卻讓馬英九深深遺憾。一次在媒體人趙少康的節目休息空檔，馬英九難得地真情流露，跟趙少康講起女兒，思念之情再難遏抑，旁人無不動容。但收起情緒後，馬英九還是一天工作十七小時。
公開對外時，少數讓馬英九放鬆的時刻，就是談論起他景仰的先賢先烈，譬如孫中山、蔣渭水，他會眼神發亮，像個大學教授侃侃而談。專任黨主席後，第一次坐火車從花蓮到宜蘭，馬英九把發言人蘇俊賓叫到身邊談了很久，旁人以為在談媒體關係，殊不知馬就是在說蔣渭水的故事。
在對「大我」無止盡地追求下，馬英九形同放棄了「小我」，但這一切都在被起訴後出現鉅變。馬英九意外被逼進了紅塵浪裡，他被迫挑戰司法、宣布參選，驀然回首過去的一切，如今看來不過是個倒影。馬英九從孤峰頂上走下，迎向未知的明天，環境不再如過往平順，他也不可能再是過去的馬英九。
機要費、特別費與法治國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7.2.16
馬甜甜如同阿扁，也因為公款支用的問題遭到起訴，兩位政治菁英都把公款拿來私用，事發後，卻都不願在第一時間坦承錯誤，為了「清廉自持」的面子問題，反而用盡一切手段來遮掩，結果迎來最糟糕的結果
對於相關的法律爭點或政治效應，已經有太多的口水存在，而且了無新意，無須贅述，不過今天想到一個有趣的切入點：法治國作為台灣解嚴後的政治工程藍圖，在這整件事上，可以給我們什麼教訓？隨手先寫下三點
第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律適用的平等，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一直都是憲法史上的核心議題，這個理念大約是清帝國末期時，從維新後的日本引進華人世界，也獲得一定程度的實踐，不過對於政治人物或高級官員，似乎一向是不適用的，這些人會受到法律制裁，通常是因為政治失勢或選邊錯誤，一個現任國家元首，一個未來可能的國家元首，先後遭到起訴，可說前所未有，台灣人民對於平等原則的規範效力，或許會有更強的信心和信任
第二，德治文化餘威猶存
馬甜甜現在以所謂的特別費實質補貼說來為自己辯護，這點當然是站不腳的，但可以進一步推想下去的是，高級公務人員的薪資是否有低估的問題，使得行政實務上會出現這種以特別費補貼薪資的陋規，合理的應對之道應該以明確的法制化，提高高級公務人員的薪資，不過這點似乎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台灣的政治文化仍明顯留有儒家那種以德治國的痕跡，仰望聖君賢相來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引領者，而非抽象規範組成的法秩序，而謙謙君子本該是言義而不言利的，這讓任何台面上的、符合法明確性要求的加薪方案都註定不可能實現
第三，法治國的理念並未真正進入公務人員的意識當中
每年的高普考必考行政法，能夠取得優秀成績，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者，對於行政法「法條」的掌握必然不在話下，不過似乎也就如此而已，很多公務員對於依法行政，並沒有一種理念上的認同，有的只是把各式各樣細瑣的行政法規拿來當作官僚體系運作的道具而已，過去的公務員持國民旅遊卡詐領旅遊補貼事件就是個很好的例證，當時那些公務員的說詞和今日的馬甜甜說詞有著共同的模式，那就是堅稱「法無明文」，而這邊的「法」指的僅有白紙黑字的行政法規，從依法行政原則這個不成文的基礎規範來推導公務上的行為準則，對他們來說是不能想像的，如果要掉書袋的說，這應該算是某種法治國的「形骸化」吧
馬甜甜如同阿扁，也因為公款支用的問題遭到起訴，兩位政治菁英都把公款拿來私用，事發後，卻都不願在第一時間坦承錯誤，為了「清廉自持」的面子問題，反而用盡一切手段來遮掩，結果迎來最糟糕的結果
對於相關的法律爭點或政治效應，已經有太多的口水存在，而且了無新意，無須贅述，不過今天想到一個有趣的切入點：法治國作為台灣解嚴後的政治工程藍圖，在這整件事上，可以給我們什麼教訓？隨手先寫下三點
第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法律適用的平等，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一直都是憲法史上的核心議題，這個理念大約是清帝國末期時，從維新後的日本引進華人世界，也獲得一定程度的實踐，不過對於政治人物或高級官員，似乎一向是不適用的，這些人會受到法律制裁，通常是因為政治失勢或選邊錯誤，一個現任國家元首，一個未來可能的國家元首，先後遭到起訴，可說前所未有，台灣人民對於平等原則的規範效力，或許會有更強的信心和信任
第二，德治文化餘威猶存
馬甜甜現在以所謂的特別費實質補貼說來為自己辯護，這點當然是站不腳的，但可以進一步推想下去的是，高級公務人員的薪資是否有低估的問題，使得行政實務上會出現這種以特別費補貼薪資的陋規，合理的應對之道應該以明確的法制化，提高高級公務人員的薪資，不過這點似乎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台灣的政治文化仍明顯留有儒家那種以德治國的痕跡，仰望聖君賢相來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引領者，而非抽象規範組成的法秩序，而謙謙君子本該是言義而不言利的，這讓任何台面上的、符合法明確性要求的加薪方案都註定不可能實現
第三，法治國的理念並未真正進入公務人員的意識當中
每年的高普考必考行政法，能夠取得優秀成績，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者，對於行政法「法條」的掌握必然不在話下，不過似乎也就如此而已，很多公務員對於依法行政，並沒有一種理念上的認同，有的只是把各式各樣細瑣的行政法規拿來當作官僚體系運作的道具而已，過去的公務員持國民旅遊卡詐領旅遊補貼事件就是個很好的例證，當時那些公務員的說詞和今日的馬甜甜說詞有著共同的模式，那就是堅稱「法無明文」，而這邊的「法」指的僅有白紙黑字的行政法規，從依法行政原則這個不成文的基礎規範來推導公務上的行為準則，對他們來說是不能想像的，如果要掉書袋的說，這應該算是某種法治國的「形骸化」吧
我的族群記憶：吳育昇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2.2
吳育昇？沒錯，就是那個被歸類為馬甜甜親信、現任台北縣立委的吳育昇
之前提過家父的政治立場，連帶想到吳育昇1994年在大安文山區參選台北市議員的事，吳也是所謂的本省人，台語流利自然不在話下，當年曾經是中廣台語主播一哥，由於家父有在午睡時收聽廣播的習慣，本來就對吳不陌生，因此吳1994年代表國民黨跳下來參選時，家父在市長這邊投黃大洲，市議員就投給了吳，不過，吳那次輸得頗難看，尤其是跟同選區某個同樣代表國民黨、同樣是政治新鮮人、有著類似資歷的「舔耳」民代比，差得更是明顯，後來該民代接受電視台訪問，認為樂勝的原因在於「形象清新」，家父看到後就恨恨地說：形象清新有屁用，吳育昇形象那麼清新，你們外省人還不是不投他！
上星期聽金恆煒提到，「本土派」這個詞在國民黨內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指涉，用在國民黨外，是政治認同上的定位，用在國民黨內，則是一種族群身分的定位，所謂以王金平為首的國民黨本土派，指的其實是國民黨內以省籍為中心而凝聚的政治集團，這說法我同意，因為家父就是這種政治集團形成背景的適切說明，他們固然不支持要跟政治中國劃清界限的台灣認同，但同樣也對泛藍內部資源不合比例集中於外省人的現象有著深深的怨念
吳育昇？沒錯，就是那個被歸類為馬甜甜親信、現任台北縣立委的吳育昇
之前提過家父的政治立場，連帶想到吳育昇1994年在大安文山區參選台北市議員的事，吳也是所謂的本省人，台語流利自然不在話下，當年曾經是中廣台語主播一哥，由於家父有在午睡時收聽廣播的習慣，本來就對吳不陌生，因此吳1994年代表國民黨跳下來參選時，家父在市長這邊投黃大洲，市議員就投給了吳，不過，吳那次輸得頗難看，尤其是跟同選區某個同樣代表國民黨、同樣是政治新鮮人、有著類似資歷的「舔耳」民代比，差得更是明顯，後來該民代接受電視台訪問，認為樂勝的原因在於「形象清新」，家父看到後就恨恨地說：形象清新有屁用，吳育昇形象那麼清新，你們外省人還不是不投他！
上星期聽金恆煒提到，「本土派」這個詞在國民黨內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指涉，用在國民黨外，是政治認同上的定位，用在國民黨內，則是一種族群身分的定位，所謂以王金平為首的國民黨本土派，指的其實是國民黨內以省籍為中心而凝聚的政治集團，這說法我同意，因為家父就是這種政治集團形成背景的適切說明，他們固然不支持要跟政治中國劃清界限的台灣認同，但同樣也對泛藍內部資源不合比例集中於外省人的現象有著深深的怨念
我的族群記憶：眷村改建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7.1.20
今天看到一篇評論，勾起我一些想法，所以也厚著臉皮來搞一下所謂的族群記憶書寫
外省台灣人的呼籲
張茂桂（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近來，由國民黨立委所提「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修正草案，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法案議題，又被政客、媒體扭曲為藍對綠、外省對本省的「台灣龍捲風」式劇本。這個法案和其他公共政策一樣，都涉及到政府財政資源使用的社會公平、優先與排擠性，同時也牽涉到政策效益，比如社會整體發展需要、都市重建帶動效益，當然也有（老舊眷村）居民負擔、散居榮民家庭權益等可能問題。同時如有涉及到少數提案立委政治經濟利益與選票考量，這也不讓人意外。立法院是讓不同主張、利益與立場進行透明辯論與折衝之地。
但是目前民進黨的辯論操作方式，卻讓我們看見最糟糕的政治公共論述，將成本、效益、整體公平性等複雜問題，轉化、窄化為「台灣各弱勢者」對「外省少數優勢者」的資源不公與爭奪問題，這樣的操作方式，忽略政治人對社會「整體利益」的責任，近似社會挑撥，政治愚民的手段。如果有人要舉例政治如何分化台灣社會，這就是最好的例證。民進黨一直宣稱自己代表台灣多元文化進步性，另一方面卻又鼓動少數人不斷藉「外省人利益」題目發揮扭曲進步政治的本質。台灣現狀的問題在哪裡，這樣說還不夠清楚嗎？
眷村與榮民家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外省人」家庭，絕大多數是多元族群的家庭。不只第一代通婚，第二代、第三代也通婚。只有瞎眼與不想瞭解問題真相的人，才會把社會真實扭曲為「眷村與榮民家庭等於外省人」的假象。而那些慣於將「外省人」當作潛在有原罪的人，因為不懂眷村與榮民家庭的生活世界，不瞭解其深層感受與願望的人，甚至羞辱他／她們，才會永遠憤怒為何得不到他／她們的認同與支持。
我們是推動眷村文化保存的民間團體，憂心九十八年度眷村全面拆建之後，關於台灣的重要文化特色也將毀於一夕，所以在去年推動跨黨派立委的修法，將文化保存納入國軍眷村改建條例，讓改建同時兼顧到文物、建物的保存，讓縣市地方多一個參與的機會。而今年也不過希望能爭取到千萬元的預算，希望保存台灣多元文化、公民美學的景觀，建立尊重共存的社區氛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是目前眷村文化工作者的心情寫照，我們誠懇呼籲朝野代表、國防部與社會大眾，要看見更大的事實真相，停止「族群醜化」論述，用「就事論事」的溝通方式，認識到多元組成的眷村，尋求「平民化」、「社區化」空間轉型、文化轉型，創造台灣新多元文化面貌的可能。
－這是分隔線－
這篇評論認為，「眷村居民＝外省人」、「眷村改建＝國家資源重點配置外省人」是民進黨政治人物扭曲這個公共議題討論的簡化手法。對這點我是有疑問的，不過在說我的看法前要交代一下家父家母對於這件事的反應。
家父家母都出身於苗栗海線，讀中學時就入了國民黨，後來上台北當公務員，居住於台北大安區。或者是現實利益與國民黨一致，又或者是長年情感認同的緣故，他們始終是國民黨的死忠支持者，從我懂事以來還沒見過他們在選舉投過國民黨以外的候選人，當然對黨外運動或民進黨一直抱持惡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記得1988年(?)520事件，警方後來強力驅散的時候，家父還在電視前大叫：「打死他們！打死他們！！」。不過，他們也同樣討厭90年代中期威風一時的新黨，或者說，新黨的最重要支持群體。家母工作的地方屬於軍方系統，常常下班回來就極其不悅地講：「他們外省人又在亂駡李登輝了」、「他們外省人又在自以為了不起了，以為台灣有今天都是他們的功勞」。1996年眷村改建正式上路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大抵是「不公平！」、「對他們這麼好幹什麼？」，特別是對眷改條例中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繼承條款最有意見。理由是：第一代還有話說，畢竟是逃難過來的，第二代根本是台灣出生長大的，要苦我們也一起苦過，要拼我們也一起拼過，憑什麼他們頭上可以平白掉下一棟房子？！
如果硬要照那些人為建構的標準來分類，家父家母應該算是所謂的「享受18%待遇，支持國民黨慣性不改的本省人基層公務員」。他們向來是民進黨政治訴求的絕緣體，慣讀中國時報，新聞台定頻中天，政論節目要不是2100就是小妹大。但在眷村改建這件事上，從他們嘴巴吐出來的話跟民進黨立委最近講的並沒有什麼差別，惟一不同的大概只在於家父家母只敢在家裡講而林重謨敢在鏡頭前嗆聲。這很矛盾卻又很真實，從這點來看，「眷村居民＝外省人」、「眷村改建＝國家資源重點配置外省人」是否不只是所謂的「民進黨分化族群慣用手法」？是否也代表著某種「超越藍綠」而僅取決於族群身分的深層政治立場？如果答案為是的話，與其求諸過去那種形為族群融合實為劃定言論禁區的假性和解，大聲講出來或許反而更有助於真正的族群和解也說不定吧。
今天看到一篇評論，勾起我一些想法，所以也厚著臉皮來搞一下所謂的族群記憶書寫
外省台灣人的呼籲
張茂桂（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近來，由國民黨立委所提「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修正草案，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法案議題，又被政客、媒體扭曲為藍對綠、外省對本省的「台灣龍捲風」式劇本。這個法案和其他公共政策一樣，都涉及到政府財政資源使用的社會公平、優先與排擠性，同時也牽涉到政策效益，比如社會整體發展需要、都市重建帶動效益，當然也有（老舊眷村）居民負擔、散居榮民家庭權益等可能問題。同時如有涉及到少數提案立委政治經濟利益與選票考量，這也不讓人意外。立法院是讓不同主張、利益與立場進行透明辯論與折衝之地。
但是目前民進黨的辯論操作方式，卻讓我們看見最糟糕的政治公共論述，將成本、效益、整體公平性等複雜問題，轉化、窄化為「台灣各弱勢者」對「外省少數優勢者」的資源不公與爭奪問題，這樣的操作方式，忽略政治人對社會「整體利益」的責任，近似社會挑撥，政治愚民的手段。如果有人要舉例政治如何分化台灣社會，這就是最好的例證。民進黨一直宣稱自己代表台灣多元文化進步性，另一方面卻又鼓動少數人不斷藉「外省人利益」題目發揮扭曲進步政治的本質。台灣現狀的問題在哪裡，這樣說還不夠清楚嗎？
眷村與榮民家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外省人」家庭，絕大多數是多元族群的家庭。不只第一代通婚，第二代、第三代也通婚。只有瞎眼與不想瞭解問題真相的人，才會把社會真實扭曲為「眷村與榮民家庭等於外省人」的假象。而那些慣於將「外省人」當作潛在有原罪的人，因為不懂眷村與榮民家庭的生活世界，不瞭解其深層感受與願望的人，甚至羞辱他／她們，才會永遠憤怒為何得不到他／她們的認同與支持。
我們是推動眷村文化保存的民間團體，憂心九十八年度眷村全面拆建之後，關於台灣的重要文化特色也將毀於一夕，所以在去年推動跨黨派立委的修法，將文化保存納入國軍眷村改建條例，讓改建同時兼顧到文物、建物的保存，讓縣市地方多一個參與的機會。而今年也不過希望能爭取到千萬元的預算，希望保存台灣多元文化、公民美學的景觀，建立尊重共存的社區氛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是目前眷村文化工作者的心情寫照，我們誠懇呼籲朝野代表、國防部與社會大眾，要看見更大的事實真相，停止「族群醜化」論述，用「就事論事」的溝通方式，認識到多元組成的眷村，尋求「平民化」、「社區化」空間轉型、文化轉型，創造台灣新多元文化面貌的可能。
－這是分隔線－
這篇評論認為，「眷村居民＝外省人」、「眷村改建＝國家資源重點配置外省人」是民進黨政治人物扭曲這個公共議題討論的簡化手法。對這點我是有疑問的，不過在說我的看法前要交代一下家父家母對於這件事的反應。
家父家母都出身於苗栗海線，讀中學時就入了國民黨，後來上台北當公務員，居住於台北大安區。或者是現實利益與國民黨一致，又或者是長年情感認同的緣故，他們始終是國民黨的死忠支持者，從我懂事以來還沒見過他們在選舉投過國民黨以外的候選人，當然對黨外運動或民進黨一直抱持惡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記得1988年(?)520事件，警方後來強力驅散的時候，家父還在電視前大叫：「打死他們！打死他們！！」。不過，他們也同樣討厭90年代中期威風一時的新黨，或者說，新黨的最重要支持群體。家母工作的地方屬於軍方系統，常常下班回來就極其不悅地講：「他們外省人又在亂駡李登輝了」、「他們外省人又在自以為了不起了，以為台灣有今天都是他們的功勞」。1996年眷村改建正式上路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大抵是「不公平！」、「對他們這麼好幹什麼？」，特別是對眷改條例中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繼承條款最有意見。理由是：第一代還有話說，畢竟是逃難過來的，第二代根本是台灣出生長大的，要苦我們也一起苦過，要拼我們也一起拼過，憑什麼他們頭上可以平白掉下一棟房子？！
如果硬要照那些人為建構的標準來分類，家父家母應該算是所謂的「享受18%待遇，支持國民黨慣性不改的本省人基層公務員」。他們向來是民進黨政治訴求的絕緣體，慣讀中國時報，新聞台定頻中天，政論節目要不是2100就是小妹大。但在眷村改建這件事上，從他們嘴巴吐出來的話跟民進黨立委最近講的並沒有什麼差別，惟一不同的大概只在於家父家母只敢在家裡講而林重謨敢在鏡頭前嗆聲。這很矛盾卻又很真實，從這點來看，「眷村居民＝外省人」、「眷村改建＝國家資源重點配置外省人」是否不只是所謂的「民進黨分化族群慣用手法」？是否也代表著某種「超越藍綠」而僅取決於族群身分的深層政治立場？如果答案為是的話，與其求諸過去那種形為族群融合實為劃定言論禁區的假性和解，大聲講出來或許反而更有助於真正的族群和解也說不定吧。
雜感兩則：在ARTE看到的極右翼政黨特別節目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7.6.16
前天在ARTE看到一個兩小時的新聞節目，內容在講歐洲各國的極右翼政黨，隨手記下無理路雜感兩則：
在德國除了境內的公民營電視台，還看得到多國合作的頻道，目的似乎是要促進歐洲各國在文化層面的交流，3SAT由德奧瑞三國合作，ARTE則是德法兩國合作，以及傳說中存在但從來沒親眼看過的Europa頻道，所以ARTE的節目來源要不兩國各半，要不兩國輪流，晚間新聞就是以星期作單位在輪的，剛好這個星期輪到德國，德國主播，德文發音，不過開頭結尾主播都會加用法文打招呼，下個星期輪法國，不過會配上法文旁白，在我的感覺裡，相較於德國本土或是3SAT的節目，ARTE的節目總是散發著某種特殊風情，或者說質感(還有，法國那邊的女主持人或女主播，怎麼看就是比德國這邊的正)，這或許跟孤高自賞、但確實有道理孤高自賞的法蘭西文化有著高度的正相關吧
極右翼政黨從90年代以來成為歐洲各國蔚為風潮的政治景觀，反主流政黨、反歐盟、反外國人、以民粹訴諸群眾、單行道式的解決問題方法，是這些政黨大略上的共同處，不過在這之下則有些細微但有趣的差別，如拿反歐盟來說，法比等西歐國家極右翼反對的是歐盟總是慷他人之慨，拿巨款補貼東歐新成員國，瑞士極右翼對瑞士聯邦遭到歐盟東西南北向的包圍深以為憂，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極右翼則對歐盟老是在政經改革議題上說三道四感到厭煩透了，不過最有趣的地方莫過於，遍觀歐洲各國政黨政治的地景，只有一個國家沒有出現這麼強而有力的極右翼政黨，就是德國，個中原因不難推斷，國家社會主義的幽暗過往，讓任何標榜極右翼政黨的行動都無異於政治自殺，不過，這不代表極右翼的主張沒有出現在主流政黨的政治主張中，像前年巴伐利亞邦內政部長Günther Beckstein 就曾公開主張，要在該邦登記有案的清真寺中裝設監視器，「以便了解他們到底在裡面幹些什麼事」
前天在ARTE看到一個兩小時的新聞節目，內容在講歐洲各國的極右翼政黨，隨手記下無理路雜感兩則：
在德國除了境內的公民營電視台，還看得到多國合作的頻道，目的似乎是要促進歐洲各國在文化層面的交流，3SAT由德奧瑞三國合作，ARTE則是德法兩國合作，以及傳說中存在但從來沒親眼看過的Europa頻道，所以ARTE的節目來源要不兩國各半，要不兩國輪流，晚間新聞就是以星期作單位在輪的，剛好這個星期輪到德國，德國主播，德文發音，不過開頭結尾主播都會加用法文打招呼，下個星期輪法國，不過會配上法文旁白，在我的感覺裡，相較於德國本土或是3SAT的節目，ARTE的節目總是散發著某種特殊風情，或者說質感(還有，法國那邊的女主持人或女主播，怎麼看就是比德國這邊的正)，這或許跟孤高自賞、但確實有道理孤高自賞的法蘭西文化有著高度的正相關吧
極右翼政黨從90年代以來成為歐洲各國蔚為風潮的政治景觀，反主流政黨、反歐盟、反外國人、以民粹訴諸群眾、單行道式的解決問題方法，是這些政黨大略上的共同處，不過在這之下則有些細微但有趣的差別，如拿反歐盟來說，法比等西歐國家極右翼反對的是歐盟總是慷他人之慨，拿巨款補貼東歐新成員國，瑞士極右翼對瑞士聯邦遭到歐盟東西南北向的包圍深以為憂，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極右翼則對歐盟老是在政經改革議題上說三道四感到厭煩透了，不過最有趣的地方莫過於，遍觀歐洲各國政黨政治的地景，只有一個國家沒有出現這麼強而有力的極右翼政黨，就是德國，個中原因不難推斷，國家社會主義的幽暗過往，讓任何標榜極右翼政黨的行動都無異於政治自殺，不過，這不代表極右翼的主張沒有出現在主流政黨的政治主張中，像前年巴伐利亞邦內政部長Günther Beckstein 就曾公開主張，要在該邦登記有案的清真寺中裝設監視器，「以便了解他們到底在裡面幹些什麼事」
文化差異的親體驗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11.30
什麼是文化差異？多元文化主義雖然說了很多，不過理論就是理論，真正能讓人取得深刻理解的，往往還是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體驗，Steven Spielberg去年暑假檔推了一部片「世界大戰」(War of the Worlds)
首映當晚，我跟兩個友人就去湊了熱鬧，電影院最大廳也座了滿滿滿，片中有段場景是：欠缺為人父能力的Tom Cruise為了拉近跟兒子的關係，提議來個Catch Ball，兒子答應了，不過看到無能老爸頭上戴了頂洋基帽，索性轉身抓了紅襪帽戴上，Tom當下臉色大變，這段戲很好懂，導演要藉此突現父子間的巨大鴻溝，不過懂的前提是，看戲的人也要有基襪世仇的先理解才行！Tom變臉的時候其實很好笑，導演可能也要大家笑吧，所以我也不客氣地大笑出來，不過全場幾百個人，大部分德國人，再加上吾友土耳其人和卡薩克斯坦人，全都冷在當場，於是乎整個大廳就只有我的笑聲繚繞，說到底，這就是文化差異，是棒球文化圈和足球文化圈的文化差異
什麼是文化差異？多元文化主義雖然說了很多，不過理論就是理論，真正能讓人取得深刻理解的，往往還是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體驗，Steven Spielberg去年暑假檔推了一部片「世界大戰」(War of the Worlds)
首映當晚，我跟兩個友人就去湊了熱鬧，電影院最大廳也座了滿滿滿，片中有段場景是：欠缺為人父能力的Tom Cruise為了拉近跟兒子的關係，提議來個Catch Ball，兒子答應了，不過看到無能老爸頭上戴了頂洋基帽，索性轉身抓了紅襪帽戴上，Tom當下臉色大變，這段戲很好懂，導演要藉此突現父子間的巨大鴻溝，不過懂的前提是，看戲的人也要有基襪世仇的先理解才行！Tom變臉的時候其實很好笑，導演可能也要大家笑吧，所以我也不客氣地大笑出來，不過全場幾百個人，大部分德國人，再加上吾友土耳其人和卡薩克斯坦人，全都冷在當場，於是乎整個大廳就只有我的笑聲繚繞，說到底，這就是文化差異，是棒球文化圈和足球文化圈的文化差異
獵殺U-571與拉柯尼亞命令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6.9.21
「獵殺U-571」片中有一段情節，故障飄流中的U-571在海上遇到了載滿英國水兵的救生艇，德國艦長乃下令，依照元首指示，在這種狀況下應該將敵軍全部殲滅，以避免我方位置暴露，操作MG42機槍的德國水手猶豫幾秒鐘之後，終究扣下板機將這票英國水兵全給宰了，這段情節在德國電視台播放的德語版本中是看不到的，德國人會刪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邊出現的希特勒命令純屬該片編劇虛構，只不過是用來強化德國軍人殘酷無情既定印象的道具而已，要不然一般來講，只要符合史實，德國人對於自己犯下的戰爭罪行是不怎麼避諱的
真正存在於二戰史上的，是所謂的拉柯尼亞命令/Laconia-Befehl，發佈這個命令的人非希特勒，而是當時德國海軍潛艇戰略的指導者Karl Dönitz
拉柯尼亞命令的內容亦非影片中那樣殘殺敵方落水者，純粹只是消極的見死不救而已，而且這項命令會出現，還必須算在美軍的腦殘攻擊頭上，接下來是德文維基百科的介紹，我全文照錄：
拉柯尼亞命令：
1. 對於擊沈船隻人員的一切搜救行為，包括救助落水者、協助落水者登上救生艇、扶正翻覆的救生艇及提供必要的食物飲水，自即日起停止。該等搜救行為抵觸消滅敵艦及其人員的根本戰爭要求
2. 本命令由各艦艦長及輪機長執行
3. 擊沈船隻人員僅在其對各艦後續作戰有所助益時，始可例外予以救助
4. 各艦人員應當硬起心腸，想想看，敵人是如何毫無顧忌地大肆轟炸我國的城市、婦女及孩童
拉柯尼亞事件：
1942年9月12日，德國海軍U-156號潛艦於西非外海(亞速群島至賴比瑞亞間)巡弋途中，發現英國大型運輸艦拉柯尼亞號，艦長Werner Hartenstein乃下令展開攻擊 ，拉柯尼亞號也立刻發出遭德軍潛艦攻擊的求救電報。拉柯尼亞號隨後為魚雷擊中並開始下沉，Hartenstein於是命令U-156上浮，試圖俘虜拉柯尼亞號上的英軍高級軍官。浮出水面後Hartenstein發現，海面上有2000多名的落水者載浮載沉，因為拉柯尼亞號所搭載的除了正規船員136名外，尚有80名平民、268名英國士兵、1800名義大利戰俘以及負責看守的波蘭士兵160名。Hartenstein立刻展開搜救，拉柯尼亞號則於該日23時23分完全沈沒。9月13日1時25分，Hartenstein向潛艦司令部拍發簡述現場狀況的電報，Dönitz上將隨即命令另外兩艘潛艦前往現場，此時U-156號業已搶救出約200名落水人員，艦後並繫留有4艘救生艇。該日6時，Hartenstein以英文向現場附近的所有可能艦隻發出電報，除指出現場位置及狀況緊急外，並允諾絕對不攻擊赴援艦隻。隨後約2天半的時間，U-156均留滯於事故現場。至9月15日11時30分，U-506號(艦長Erich Würdemann)、U-507號(艦長Harro Schacht)及一艘義大利潛艦先後扺達現場。4艘潛艦於儘可能搭救落水者後，共同駛向非洲海岸方向，以便和法國維琪政府自塞內加爾/達荷美派出的水面艦隻會合。
9月16日11時25分，這4艘懸掛紅十字旗的小艦隊被一架美軍B-24解放者式轟炸機發現，Hartenstein向該機發出求援信號，機長James D. Harden少尉掉轉機頭並通報設於亞速群島的基地，基地指揮官Robert C. Richardson上尉則答以「擊沈潛艦」。該機乃再次掉轉機頭，並於12時32分以炸彈及魚雷展開攻擊。一艘繫留於U-156號上的救生艇遭到命中，Hartenstein下令解開所有繫留在U-156號的救生艇，並要求該艦甲板上的所有倖存者跳入海中，4艘潛艦隨即下潛。許多倖存者因而溺斃於海中，法國軍艦稍後抵達時，僅能救起310名英國人、20名波蘭人和163名義大利人。
整場事件總結下來，先後死於美德兩軍攻擊行動的犧牲者高達1500名。但拉柯尼亞號事件造成的後果還不只如此，至該事件發生前，德國潛艦都會對被擊沈船隻的倖存人員提供食物飲水，並且指引最近海岸線的方向。該事件發生後，Dönitz上將乃簽發著名的拉柯尼亞命令，明令禁止德國潛艦未來的一切搜救行動。依據該命令，落水人員應任其於海中自生自滅。
餘波：
大戰結束後，拉柯尼亞命令遂成為紐倫堡大審中Dönitz所犯下戰爭罪行的證據之一，儘管Dönitz的律師出示美國海軍尼米茲上將的有利證詞(美國海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亦曾執行類似命令)，Dönitz仍然被判有罪，有期徒刑12年6個月，Dönitz隨後於柏林的Spandau監獄服刑10年後始獲得假釋。
「獵殺U-571」片中有一段情節，故障飄流中的U-571在海上遇到了載滿英國水兵的救生艇，德國艦長乃下令，依照元首指示，在這種狀況下應該將敵軍全部殲滅，以避免我方位置暴露，操作MG42機槍的德國水手猶豫幾秒鐘之後，終究扣下板機將這票英國水兵全給宰了，這段情節在德國電視台播放的德語版本中是看不到的，德國人會刪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邊出現的希特勒命令純屬該片編劇虛構，只不過是用來強化德國軍人殘酷無情既定印象的道具而已，要不然一般來講，只要符合史實，德國人對於自己犯下的戰爭罪行是不怎麼避諱的
真正存在於二戰史上的，是所謂的拉柯尼亞命令/Laconia-Befehl，發佈這個命令的人非希特勒，而是當時德國海軍潛艇戰略的指導者Karl Dönitz
拉柯尼亞命令的內容亦非影片中那樣殘殺敵方落水者，純粹只是消極的見死不救而已，而且這項命令會出現，還必須算在美軍的腦殘攻擊頭上，接下來是德文維基百科的介紹，我全文照錄：
拉柯尼亞命令：
1. 對於擊沈船隻人員的一切搜救行為，包括救助落水者、協助落水者登上救生艇、扶正翻覆的救生艇及提供必要的食物飲水，自即日起停止。該等搜救行為抵觸消滅敵艦及其人員的根本戰爭要求
2. 本命令由各艦艦長及輪機長執行
3. 擊沈船隻人員僅在其對各艦後續作戰有所助益時，始可例外予以救助
4. 各艦人員應當硬起心腸，想想看，敵人是如何毫無顧忌地大肆轟炸我國的城市、婦女及孩童
拉柯尼亞事件：
1942年9月12日，德國海軍U-156號潛艦於西非外海(亞速群島至賴比瑞亞間)巡弋途中，發現英國大型運輸艦拉柯尼亞號，艦長Werner Hartenstein乃下令展開攻擊 ，拉柯尼亞號也立刻發出遭德軍潛艦攻擊的求救電報。拉柯尼亞號隨後為魚雷擊中並開始下沉，Hartenstein於是命令U-156上浮，試圖俘虜拉柯尼亞號上的英軍高級軍官。浮出水面後Hartenstein發現，海面上有2000多名的落水者載浮載沉，因為拉柯尼亞號所搭載的除了正規船員136名外，尚有80名平民、268名英國士兵、1800名義大利戰俘以及負責看守的波蘭士兵160名。Hartenstein立刻展開搜救，拉柯尼亞號則於該日23時23分完全沈沒。9月13日1時25分，Hartenstein向潛艦司令部拍發簡述現場狀況的電報，Dönitz上將隨即命令另外兩艘潛艦前往現場，此時U-156號業已搶救出約200名落水人員，艦後並繫留有4艘救生艇。該日6時，Hartenstein以英文向現場附近的所有可能艦隻發出電報，除指出現場位置及狀況緊急外，並允諾絕對不攻擊赴援艦隻。隨後約2天半的時間，U-156均留滯於事故現場。至9月15日11時30分，U-506號(艦長Erich Würdemann)、U-507號(艦長Harro Schacht)及一艘義大利潛艦先後扺達現場。4艘潛艦於儘可能搭救落水者後，共同駛向非洲海岸方向，以便和法國維琪政府自塞內加爾/達荷美派出的水面艦隻會合。
9月16日11時25分，這4艘懸掛紅十字旗的小艦隊被一架美軍B-24解放者式轟炸機發現，Hartenstein向該機發出求援信號，機長James D. Harden少尉掉轉機頭並通報設於亞速群島的基地，基地指揮官Robert C. Richardson上尉則答以「擊沈潛艦」。該機乃再次掉轉機頭，並於12時32分以炸彈及魚雷展開攻擊。一艘繫留於U-156號上的救生艇遭到命中，Hartenstein下令解開所有繫留在U-156號的救生艇，並要求該艦甲板上的所有倖存者跳入海中，4艘潛艦隨即下潛。許多倖存者因而溺斃於海中，法國軍艦稍後抵達時，僅能救起310名英國人、20名波蘭人和163名義大利人。
整場事件總結下來，先後死於美德兩軍攻擊行動的犧牲者高達1500名。但拉柯尼亞號事件造成的後果還不只如此，至該事件發生前，德國潛艦都會對被擊沈船隻的倖存人員提供食物飲水，並且指引最近海岸線的方向。該事件發生後，Dönitz上將乃簽發著名的拉柯尼亞命令，明令禁止德國潛艦未來的一切搜救行動。依據該命令，落水人員應任其於海中自生自滅。
餘波：
大戰結束後，拉柯尼亞命令遂成為紐倫堡大審中Dönitz所犯下戰爭罪行的證據之一，儘管Dönitz的律師出示美國海軍尼米茲上將的有利證詞(美國海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亦曾執行類似命令)，Dönitz仍然被判有罪，有期徒刑12年6個月，Dönitz隨後於柏林的Spandau監獄服刑10年後始獲得假釋。
明鏡周刊訪問前RAF成員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7.4.24
因Buback案獲判無期徒刑，已服刑24年半，目前申請聯邦總統特赦中的Christian Klar
最新一期的Der Spiegel刊載了一篇對前RAF成員Peter-Jürgen Boock 的訪問，Boock在訪問中指出，直接參與1977年聯邦檢察總長Siegfried Buback攻擊案的三人組(Christian Klar於此一恐怖攻擊案中負責駕駛接應車輛)，與司法程序最終所確認的犯罪者有所出入，開火射殺三名被害人的殺手實為另一名前RAF成員Stefan Wisniewski(Stefan Wisniewski因參與全國雇主聯盟Hanns-Martin Schleyer的綁架撕票案獲判無期徒刑，1999年獲得假釋後行跡不明)。Boock同時指出，德國司法單位早於1980年代初期即已獲知此事，但對此未有任何作為。
該篇訪問一出，隨即造成德國社會的震動，因RAF從1970年代延續至1990年代的攻擊活動，向被視為聯邦共和國建立後堪可動搖國本的最嚴苛內部危機，但對於該等攻擊活動的全般細節，並未因司法程序的終結而獲得有效澄清，迄今為止仍有諸多未明之處。是以Boock所言一出，即便該等證言並未有任何具體佐證，輿論聲浪仍一致要求聯邦犯罪署及聯邦憲法保護局應即刻重啟調查，聯邦犯罪署目前已在檢整該案舊檔，以確認Boock所作證言之真實性。
延伸閱讀：
Christian Klar的爭議
痛毆馬克思，火燒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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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篇訪問一出，隨即造成德國社會的震動，因RAF從1970年代延續至1990年代的攻擊活動，向被視為聯邦共和國建立後堪可動搖國本的最嚴苛內部危機，但對於該等攻擊活動的全般細節，並未因司法程序的終結而獲得有效澄清，迄今為止仍有諸多未明之處。是以Boock所言一出，即便該等證言並未有任何具體佐證，輿論聲浪仍一致要求聯邦犯罪署及聯邦憲法保護局應即刻重啟調查，聯邦犯罪署目前已在檢整該案舊檔，以確認Boock所作證言之真實性。
延伸閱讀：
Christian Klar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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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內政部長的爭議發言
Origin Posted by Rood 2007.4.21
德國聯邦內政部長Wolfgang Schäuble(基民黨籍)日前接受Stern雜誌的專訪，受訪主題是德國聯邦政府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在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增設監視器、建制生物特徵相片資料庫、外國人入境全面按捺指紋、通訊內容法定半年存檔期等，對於這些新措施，外界認為有抵觸法治國原則的疑慮，他對此提出辯護，指出：「在反恐這種涉及危險防衛的領域中，無罪推定原則並無適用的空間」，「為了保護10個無辜者的人權，而寧讓10件恐怖攻擊發生，在我以為是大錯特錯的」；另外他也認為，刑訊本身雖不可取，但德國政府對於他國透過刑訊取得的情報，仍應勇於利用。
此言一出，輿論一片譁然，認為Schäuble在說明新政策時顯然嚴重缺乏憲法意識，如果這種論述為真，則德國政府亦無理由批判美國設在古巴的關達那摩「審訊營」，甚而在德國境內亦可比照辦理。是故，在批判者的眼中看來，Schäuble的論述邏輯或許才是德國國內安全事務的最大風險，在幹訐聲浪大起之時，同屬執政聯盟的聯邦司法部長Brigitte Zypries(社民黨籍)則出面打圓場，認為外界應回到專訪的重點，亦即有效反恐措施的必要性，而非脫離原始行文脈絡過度解讀。
【不負責任後記】
各國如果以後都照這種美國邏輯處理反恐事務，則在本人有生之年看到公安九課投入實戰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吧。
好可愛(大心)，再來一張好了！
德國聯邦內政部長Wolfgang Schäuble(基民黨籍)日前接受Stern雜誌的專訪，受訪主題是德國聯邦政府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在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增設監視器、建制生物特徵相片資料庫、外國人入境全面按捺指紋、通訊內容法定半年存檔期等，對於這些新措施，外界認為有抵觸法治國原則的疑慮，他對此提出辯護，指出：「在反恐這種涉及危險防衛的領域中，無罪推定原則並無適用的空間」，「為了保護10個無辜者的人權，而寧讓10件恐怖攻擊發生，在我以為是大錯特錯的」；另外他也認為，刑訊本身雖不可取，但德國政府對於他國透過刑訊取得的情報，仍應勇於利用。
此言一出，輿論一片譁然，認為Schäuble在說明新政策時顯然嚴重缺乏憲法意識，如果這種論述為真，則德國政府亦無理由批判美國設在古巴的關達那摩「審訊營」，甚而在德國境內亦可比照辦理。是故，在批判者的眼中看來，Schäuble的論述邏輯或許才是德國國內安全事務的最大風險，在幹訐聲浪大起之時，同屬執政聯盟的聯邦司法部長Brigitte Zypries(社民黨籍)則出面打圓場，認為外界應回到專訪的重點，亦即有效反恐措施的必要性，而非脫離原始行文脈絡過度解讀。
【不負責任後記】
各國如果以後都照這種美國邏輯處理反恐事務，則在本人有生之年看到公安九課投入實戰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吧。
好可愛(大心)，再來一張好了！
柏林歌劇院取消Mozart歌劇的演出
Origin Postede by Roodo 2006.9.28
柏林歌劇院院長Kristen Harms昨天(9月26日)取消歌劇Idomeneo的演出，理由在於，這齣歌劇有可能引發回教激進組織的恐怖攻擊，Idomeneo原為Mozart手筆，在導演Hans Neuenfels的詮釋下，當中出現了一段場景：耶穌、佛陀、海神波賽頓以及默罕默德的頭被血淋淋地切斷，然後放在四張併列的椅子上。
出問題的，當然是回教先知的那顆，特別是在前有爭議漫畫、後有教宗發言的敏感時刻，柏林市政府的安全部門據報對柏林歌劇院提出警告，院長Kristen Harms乃作出停演的決定，這個決定在今天引發德國各界跨黨派的強烈批評，保守的CDU/CSU姑且不論，連向來捍衛多元文化最力的Grüne(綠黨)亦期期以為不可，認為如此這般的自我審查，將會嚴重侵害德國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藝術自由，而其最終結果，無非就是開放社會對於恐怖主義的投降。
柏林歌劇院院長Kristen Harms昨天(9月26日)取消歌劇Idomeneo的演出，理由在於，這齣歌劇有可能引發回教激進組織的恐怖攻擊，Idomeneo原為Mozart手筆，在導演Hans Neuenfels的詮釋下，當中出現了一段場景：耶穌、佛陀、海神波賽頓以及默罕默德的頭被血淋淋地切斷，然後放在四張併列的椅子上。
出問題的，當然是回教先知的那顆，特別是在前有爭議漫畫、後有教宗發言的敏感時刻，柏林市政府的安全部門據報對柏林歌劇院提出警告，院長Kristen Harms乃作出停演的決定，這個決定在今天引發德國各界跨黨派的強烈批評，保守的CDU/CSU姑且不論，連向來捍衛多元文化最力的Grüne(綠黨)亦期期以為不可，認為如此這般的自我審查，將會嚴重侵害德國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藝術自由，而其最終結果，無非就是開放社會對於恐怖主義的投降。
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背景(下)
Orin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7
到1945年1月底為止，約有500百萬的德國人因為蘇軍在Königberg至Krakau間的大攻勢而逃離家園。無法在嚴冬中繼續前進者，惟凍斃路頭一途，難民們被迫留下死去的嬰兒，「就彷彿路邊的洋娃娃一般」，一名護士如此回憶道。許多人對蘇軍都抱有莫名的恐懼，而這也是事實，蘇軍對德方的落隊者，即便是平民，也是毫不容情痛加攻撃的。蘇軍現在正處於極度的亢奮中，他們已經與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戰鬥整整3年了，在這當中他們經歷了一切戰爭可能帶來的最惡劣事情。數以千計的村莊遭到摧毀，超過千萬的蘇聯士兵喪生，當中大概還有300萬人是死於德國戰俘營的嚴酷生活條件。
再接下來，蘇軍看到了殘存的滅絕營。1月27日，奧許維茲滅絕營的解放日。第1白俄羅斯方面軍當日的作戰日誌如此寫道：「我們的恨意如同烈火，我們要為那些在焚化爐中燃燒的人復仇，我們要為那些在毒氣室中窒息的人復仇」。正為蘇軍的到來倉皇出逃的難民們，雖然是錯誤的犧牲者，「他們既未引發戰爭，亦未參與納粹的暴行」(Bielefeld大學史學家Hans-Ulrich Wehler語)，然而蘇軍士兵已無任何寬恕之心，此刻軍中的氣氛誠如隨軍作家Ilja Ehrenberg所言：「宰了德國人」。當5月初蘇軍飲馬易北河畔時，身後留下的是一片駭人景象：被戰軍碾斃的難民，燃燒的村落，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屍體。
若干年後，大驅散第一階段的結果才約略清楚起來。在波昂政府的委託下，學者們嘗試重建這段野蠻的歷史。根據史學家Theodor Schider所進行的研究，蘇軍的「作案地點」約有3300處，另有140萬的婦女遭到強暴。Schieder的合作學者在該研究的結案報告中同時也指出，到底德國人之前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才導致勝利者如此這段的怒火。「沒有德國人先前幹的那些好事，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軍暴行」(共同作者Wehler語)。不過波昂政府並不願意看到這一段陳述，因為其並不符合60年代冷戰高潮期的政治氣氛，所以這項研究的結案報告也從未獲得公開出版的機會。直至數十年後，新一代的現代史學家才又把這一段過去詳細地勾勒在德國人的面前。當中包括：納粹在開戰前就有那些將占領區日耳曼化的計劃，這些計劃又有那些付諸實現。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就已經倡言「一個種族地理的新秩序」，他在「東方計劃」中律定，為了讓德國人的「民族邊界」向東擴展，有必要驅趕3000萬的「異種人」。蘇德台區德裔居民的代表也要求住民的重新安置，這種大規模的重新安置事實上從1939年起就在捷克境內展開了。希特勒也下令，在波蘭佔領區進行「土地重分配」，藉以安置超過100萬的德國人。有100萬的波蘭居民就這樣消失在世上，超過200萬人被轉送到德國境內充作強制勞工，另外還有數百萬人逃到蘇聯占領下的波蘭地區。不過蘇聯沒讓他們留下來，這批人接著就被轉送到蘇聯內陸去了。
東南歐同樣發生類似的狀況，大批大批被逐出家園的居民在道路上倉皇逐北。法蘭克福大學(am Oder)的中歐專家Karl Schlögel曾描述過這段強制遷移史：「羅馬尼亞人被逐出北外西凡尼亞地區，匈牙利人被逐出南外西凡尼亞地區，克羅埃西亞人被逐出Steiermark，希臘人被逐出保加利亞占領的東南馬其頓地區和西Thrakien地區，塞爾維亞人被逐出克羅埃西亞，克羅埃西亞人則被逐出塞爾維亞」，這是「現代史上最為暴力的強制遷移」，約有1600萬人成為犧牲品，這個人數還不括後來德國人受到的系統性驅離。這些可怖情景其實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就已經開始了，其時德裔居民的居住區被劃入波蘭和捷克治下，在西普魯士、波森和波希米亞，有超過400萬的德裔居民必須不情願地接受另一個政府的統治，並及開始與週遭非德裔居民持續不斷的衝突。
如是之故，東歐與南歐的流亡政府們無不期望在戰後能有一個有力的彌補，尤其是波蘭和捷克兩國，一點也不希望未來還要再次面對境內德裔少數形成的衝突因子。盟國當局因而決定徹底解決民族混雜的狀況，這些狀況「總是造成諸多無休止的紛爭」(邱吉爾語)，相關的規劃就這樣放到了德黑蘭會議(1943年11月)和雅爾達會議(1945年初)的談判桌上。野蠻的二次大戰現在就這樣步上了惡夢般的終點。「我們必須把德國人都趕出去」(波共領導人Wladyslaw Gomulka語)，「我們現在要不留情地清算侵略者從1938年以來幹下的好事」(捷克總統Edvard Benes語)，這兩段話可說是接下來大驅離行動的最好註腳。
數十萬滯留在東歐的德國人，要不是被政府單位在惡劣條件下強制遣送，要不然就是被復仇心切的當地居民儘其可能地虐待，有許多人甚至必須被送到專門設立的遣送營中，以避免外界復仇的熊熊怒火。在波蘭有6萬到10萬不等的德國人在這種狀況下喪生，其他人則開始步上重返德國的痛苦路程。1945年夏初，從石勒辛到奈塞河，超過250公里的距離，體弱者直接倒斃在路旁，倖存者則被迫在屍臭下野營。到處都有全滅德國人的呼聲，在捷克境內的Aussig就有一件民間發起的屠殺行動，約有百名德國人因此喪生。
來自西方的觀察家們以日趨增長的厭惡感觀察這整件事，因此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會議上就出現了如下的督促：「適度且人道的進行強制遷移」，當然，這種空口白話對實際狀況的改善一點幫助也沒有。被驅離者如同牲畜般地被趕上卡車，因各種非正常因素喪生的人也如同牲畜般地被扔下卡車。美國記者們對此深感震驚，一家美國報紙報導了這樣一起事件：一列火車從捷克出發時載了2400人，抵達柏林時僅餘下1350人。紐約時報也論斷道：「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驅散，很難讓人不懷疑這是違反人性的罪行」。一名美國軍官也在報告中指出：「這種懲罰未免過分，受制裁的不是那些恣意而為的納粹份子，卻是婦女、兒童、窮人和病人」。
這是一部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連始作俑者邱吉爾也在1946年承認，這是一場「大範圍、大規模的悲劇」。這場悲劇重塑了中歐的景觀，而德國更是全劇的主角。至1950年為止，德東地區收容了400萬的難民，德西地區則為800萬。新住民和同樣為生存奮鬥的原住民們當然發生了不少扞格，所幸最後不論在德東或德西都完成了新舊之間的融合。不過，驅離者和被驅離者間的恩怨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消的了，有些政客們從50年代以降就開始大力鼓吹「返回家園的權利」，對東歐國家而言，這是徹頭徹尾的報仇訴求。這些怨恨的根有多深，從關於被驅散者不幸命運的論爭就看得出來，比方說，Günter Grass一部描寫難民船Wihelm Gustloff號命運的小說「Im Krebsgang」出版後，馬上在東歐鄰國引起「不當等同並論」的疑慮( 波蘭前外交部長Wladyslaw Bartoszewski語)。
戰爭已然結束60年，而其陰影至今依然徘徊不去。
到1945年1月底為止，約有500百萬的德國人因為蘇軍在Königberg至Krakau間的大攻勢而逃離家園。無法在嚴冬中繼續前進者，惟凍斃路頭一途，難民們被迫留下死去的嬰兒，「就彷彿路邊的洋娃娃一般」，一名護士如此回憶道。許多人對蘇軍都抱有莫名的恐懼，而這也是事實，蘇軍對德方的落隊者，即便是平民，也是毫不容情痛加攻撃的。蘇軍現在正處於極度的亢奮中，他們已經與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戰鬥整整3年了，在這當中他們經歷了一切戰爭可能帶來的最惡劣事情。數以千計的村莊遭到摧毀，超過千萬的蘇聯士兵喪生，當中大概還有300萬人是死於德國戰俘營的嚴酷生活條件。
再接下來，蘇軍看到了殘存的滅絕營。1月27日，奧許維茲滅絕營的解放日。第1白俄羅斯方面軍當日的作戰日誌如此寫道：「我們的恨意如同烈火，我們要為那些在焚化爐中燃燒的人復仇，我們要為那些在毒氣室中窒息的人復仇」。正為蘇軍的到來倉皇出逃的難民們，雖然是錯誤的犧牲者，「他們既未引發戰爭，亦未參與納粹的暴行」(Bielefeld大學史學家Hans-Ulrich Wehler語)，然而蘇軍士兵已無任何寬恕之心，此刻軍中的氣氛誠如隨軍作家Ilja Ehrenberg所言：「宰了德國人」。當5月初蘇軍飲馬易北河畔時，身後留下的是一片駭人景象：被戰軍碾斃的難民，燃燒的村落，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屍體。
若干年後，大驅散第一階段的結果才約略清楚起來。在波昂政府的委託下，學者們嘗試重建這段野蠻的歷史。根據史學家Theodor Schider所進行的研究，蘇軍的「作案地點」約有3300處，另有140萬的婦女遭到強暴。Schieder的合作學者在該研究的結案報告中同時也指出，到底德國人之前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才導致勝利者如此這段的怒火。「沒有德國人先前幹的那些好事，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軍暴行」(共同作者Wehler語)。不過波昂政府並不願意看到這一段陳述，因為其並不符合60年代冷戰高潮期的政治氣氛，所以這項研究的結案報告也從未獲得公開出版的機會。直至數十年後，新一代的現代史學家才又把這一段過去詳細地勾勒在德國人的面前。當中包括：納粹在開戰前就有那些將占領區日耳曼化的計劃，這些計劃又有那些付諸實現。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就已經倡言「一個種族地理的新秩序」，他在「東方計劃」中律定，為了讓德國人的「民族邊界」向東擴展，有必要驅趕3000萬的「異種人」。蘇德台區德裔居民的代表也要求住民的重新安置，這種大規模的重新安置事實上從1939年起就在捷克境內展開了。希特勒也下令，在波蘭佔領區進行「土地重分配」，藉以安置超過100萬的德國人。有100萬的波蘭居民就這樣消失在世上，超過200萬人被轉送到德國境內充作強制勞工，另外還有數百萬人逃到蘇聯占領下的波蘭地區。不過蘇聯沒讓他們留下來，這批人接著就被轉送到蘇聯內陸去了。
東南歐同樣發生類似的狀況，大批大批被逐出家園的居民在道路上倉皇逐北。法蘭克福大學(am Oder)的中歐專家Karl Schlögel曾描述過這段強制遷移史：「羅馬尼亞人被逐出北外西凡尼亞地區，匈牙利人被逐出南外西凡尼亞地區，克羅埃西亞人被逐出Steiermark，希臘人被逐出保加利亞占領的東南馬其頓地區和西Thrakien地區，塞爾維亞人被逐出克羅埃西亞，克羅埃西亞人則被逐出塞爾維亞」，這是「現代史上最為暴力的強制遷移」，約有1600萬人成為犧牲品，這個人數還不括後來德國人受到的系統性驅離。這些可怖情景其實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就已經開始了，其時德裔居民的居住區被劃入波蘭和捷克治下，在西普魯士、波森和波希米亞，有超過400萬的德裔居民必須不情願地接受另一個政府的統治，並及開始與週遭非德裔居民持續不斷的衝突。
如是之故，東歐與南歐的流亡政府們無不期望在戰後能有一個有力的彌補，尤其是波蘭和捷克兩國，一點也不希望未來還要再次面對境內德裔少數形成的衝突因子。盟國當局因而決定徹底解決民族混雜的狀況，這些狀況「總是造成諸多無休止的紛爭」(邱吉爾語)，相關的規劃就這樣放到了德黑蘭會議(1943年11月)和雅爾達會議(1945年初)的談判桌上。野蠻的二次大戰現在就這樣步上了惡夢般的終點。「我們必須把德國人都趕出去」(波共領導人Wladyslaw Gomulka語)，「我們現在要不留情地清算侵略者從1938年以來幹下的好事」(捷克總統Edvard Benes語)，這兩段話可說是接下來大驅離行動的最好註腳。
數十萬滯留在東歐的德國人，要不是被政府單位在惡劣條件下強制遣送，要不然就是被復仇心切的當地居民儘其可能地虐待，有許多人甚至必須被送到專門設立的遣送營中，以避免外界復仇的熊熊怒火。在波蘭有6萬到10萬不等的德國人在這種狀況下喪生，其他人則開始步上重返德國的痛苦路程。1945年夏初，從石勒辛到奈塞河，超過250公里的距離，體弱者直接倒斃在路旁，倖存者則被迫在屍臭下野營。到處都有全滅德國人的呼聲，在捷克境內的Aussig就有一件民間發起的屠殺行動，約有百名德國人因此喪生。
來自西方的觀察家們以日趨增長的厭惡感觀察這整件事，因此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會議上就出現了如下的督促：「適度且人道的進行強制遷移」，當然，這種空口白話對實際狀況的改善一點幫助也沒有。被驅離者如同牲畜般地被趕上卡車，因各種非正常因素喪生的人也如同牲畜般地被扔下卡車。美國記者們對此深感震驚，一家美國報紙報導了這樣一起事件：一列火車從捷克出發時載了2400人，抵達柏林時僅餘下1350人。紐約時報也論斷道：「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驅散，很難讓人不懷疑這是違反人性的罪行」。一名美國軍官也在報告中指出：「這種懲罰未免過分，受制裁的不是那些恣意而為的納粹份子，卻是婦女、兒童、窮人和病人」。
這是一部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連始作俑者邱吉爾也在1946年承認，這是一場「大範圍、大規模的悲劇」。這場悲劇重塑了中歐的景觀，而德國更是全劇的主角。至1950年為止，德東地區收容了400萬的難民，德西地區則為800萬。新住民和同樣為生存奮鬥的原住民們當然發生了不少扞格，所幸最後不論在德東或德西都完成了新舊之間的融合。不過，驅離者和被驅離者間的恩怨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消的了，有些政客們從50年代以降就開始大力鼓吹「返回家園的權利」，對東歐國家而言，這是徹頭徹尾的報仇訴求。這些怨恨的根有多深，從關於被驅散者不幸命運的論爭就看得出來，比方說，Günter Grass一部描寫難民船Wihelm Gustloff號命運的小說「Im Krebsgang」出版後，馬上在東歐鄰國引起「不當等同並論」的疑慮( 波蘭前外交部長Wladyslaw Bartoszewski語)。
戰爭已然結束60年，而其陰影至今依然徘徊不去。
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背景(上)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4
2005年是二次大戰結束60週年紀念，Spiegel/明鏡雜誌出了一本主題專刊，其中有篇報導講這段驅散史，「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其實就是這篇報導的標題，接下來我會把這段文字截成上下兩篇刊出
Christian Habbe
三根火柴，二隻手指頭，跟一個微笑的英國佬：在德黑蘭會議的會場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桌上併排擺了三根火柴棒。他要用這三根火柴棒，向克里姆林宮之主史達林說明，戰後東歐地圖的新秩序可以是怎樣的。邱吉爾後來是如此記述史達林當下的反應的：他對這個小把戲滿意極了。
這個小把戲是如何進行的呢? 邱吉爾先把一根火柴棒往左推，這代表打了敗仗的德國人，另一根火柴棒接著放到第一根火柴棒的原來位置，這代表波蘭人，而把這兩根往左推的第三根火柴棒，意謂著史達林治下的蘇聯。當然，這票在1943年11月聚會於德黑蘭的大頭們很清楚，會議桌上的推推樂絕不是好玩而已，它必然會影響到無數人往後的命運。不過，把波蘭國界及其人口往西推移200公里實質上到底意謂著什麼，到了1945年1月才開始變得面目清楚起來。當蘇軍開始由東向西驅趕上百萬的波蘭人，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史無前例而又血腥無比的「大驅離」。
「大驅離」始於1945年1月，遍及波羅的海以至喀爾巴阡山的整個東歐，這些地區原是德軍在戰爭前幾年取得的戰利品。現在，對於德國人的野蠻狩獵在這些解放區正式開演了，其惡劣的程度是德黑蘭的火柴戲所難以想像的。一直到1947年為止，總計1400萬的德國人被逐出家園：戰車、轟炸機、民兵、地下組織瘋狂驅趕著他們，載滿難民的卡車連續好幾個月地穿越石勒辛和波希米亞，結果約。有150萬人未能安抵終點，當中大部份是凍死、餓死甚或直接被射殺的。全世界都很清楚，如此這般的恨意和復仇渴望是從何而來的：希特勒口中「主宰民族」在東歐進行的滅絕行動，如今，「主宰民族」也走上了先前「次等民族」曾走過的死亡之路。數以百萬的人必須無差別地為德國這些年來在東歐的鐵腕統治受到處罰，只因為「他們是德國人，這就是他們的罪」(Ferdinand Peroutka語，捷克籍，曾被拘禁於布根瓦耳德集中營)。
「大驅離」的前奏始於1944年7月，蘇軍於該月徹底摧毀了德國的中央集團軍，接著以每日甚至可高達數十公里的行軍速度迫進第三帝國國界。面對新局勢，納粹的政治宣傳仍以慣常唬死人不償命的調調試圖消弭居民的恐慌，在公開場合談論疏散行動是個禁忌，私底下的任何準備甚至是會受到處罰的。取而代之的是，十萬人次的東普魯士居民被象徵性地動員起來構築「東牆」，因為靠著這個「不可能穿越的工事」就可以阻止史達林大軍的狂潮。如此這般政治宣傳的結果無非就是：超過九百萬的居民始終滯留於東普魯士、東波美、石勒辛，直到任何有組織的疏散都成為不可能為止。
1944年10月，Nemmersdorf，600人的小鎮，東普魯士。蘇聯第3白俄羅斯方面軍的前鋒於此進入了東普魯士，這是第一次，紅軍戰軍突進的恐怖景象直接展現在德國人民的眼前。稍後，當德國國防軍重新奪回這個小鎮時，他們看到的是數十具被屠殺居民的屍體：孩童、婦女和老人。宣傳部長戈培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上好的政宣材料，然而居民的抵抗意志是再也不能煽動起來了。在Nemmersdorf事件後，即便是鐵桿納粹黨員都很清楚，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將會十分、十分地可怕。當蘇軍重整攻勢，於1945年初對東普魯士再次展開重擊時，恐慌徹底暴發了。東普魯士的居民爭相擁入早已超載的火車，只要火車還能動；道路完全被難民潮所阻塞，只要國防軍還願意讓出位置給他們。
但這些居民所不知道的是，軍方高層不但無力協助他們，事實上也不願協助他們。弗萊堡大學的歷史學家Heinrich Schwendemann曾對這段史事深入研究，並推翻了國防軍曾協助逃亡者的通行說法，軍方高層早有心理準備，「毫無顧忌地容忍平民的大規模死亡」(Schwendemann語)。「平民必須留在原地，這樣做聽起來很殘忍，但很遺憾地，這不容改變」，德國第4軍團司令Friedrich Hoßbach如此命令其下屬。Hoßbach的同僚，第2軍團司令Walter Weiß也如出一轍地頒下指令：難民必須離開幹道，以便軍方人員物質的運輸。根據此一指令，綿長的難民行列只能冒著零下30度的風雪，利用幹道旁的溝渠艱難地向西撤離。
到1月底時，蘇軍已經切斷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間的陸上聯繫，只剩下水路還走得通，而且還必須藉助夜色的掩護。1月30日晚，Plllau港：正當SS利用探照燈射殺集中營人犯時，數以千計的平民擁上碼頭，寄望能在難民船上找到一席空間，即便如願，等在前頭的也是一趟通過水雷陣和潛艇封鎖的絕望航程。就在啓航後不久，Wilhelm Gustloff號就已經成為蘇軍S-13號潛艇的獵物，魚雷將這艘客輪送到海底，陪葬的有9000名難民和傷兵，其他幾艘船隨後也遭到相同的命運，如載了7000人的Goya號。總計有上萬人於波美的海岸線外，葬身於魚腹當中。
至於擠不上船的，就只能冒險穿越東海海面結凍形成的冰道。「冰道是很脆弱的，有些地方甚至只有25公分的厚度，然而死亡恐懼驅走了眾人的寒颤」，一名倖存者後來如此回憶這段過程。除此以外，過多人群聚集在一起，除了可能壓碎冰道，也很容易成為對地攻擊機和砲火的攻擊目標。如果有充分的計畫，「不論平民或軍隊其實都可以從蘇軍口袋中後送出來的」，Schwendemann如此斷定道，然而軍方卻總是擁有船位的優先權。
到了3月，大約有200萬的難民以及上萬名傷兵被包圍在但澤市，第2軍團司令Walter Weiß要求「送船隻、補給和飛機過來」，但在這種狀況下海軍總司令Karl Dönitz仍然下令：燃料必須保留給最終勝利之用。最後還是靠了諸多下級單位的努力，才勉強將90萬人後送出來。
(上篇完，續見『下篇』)
2005年是二次大戰結束60週年紀念，Spiegel/明鏡雜誌出了一本主題專刊，其中有篇報導講這段驅散史，「以恐懼書寫的出埃及記」其實就是這篇報導的標題，接下來我會把這段文字截成上下兩篇刊出
Christian Habbe
三根火柴，二隻手指頭，跟一個微笑的英國佬：在德黑蘭會議的會場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桌上併排擺了三根火柴棒。他要用這三根火柴棒，向克里姆林宮之主史達林說明，戰後東歐地圖的新秩序可以是怎樣的。邱吉爾後來是如此記述史達林當下的反應的：他對這個小把戲滿意極了。
這個小把戲是如何進行的呢? 邱吉爾先把一根火柴棒往左推，這代表打了敗仗的德國人，另一根火柴棒接著放到第一根火柴棒的原來位置，這代表波蘭人，而把這兩根往左推的第三根火柴棒，意謂著史達林治下的蘇聯。當然，這票在1943年11月聚會於德黑蘭的大頭們很清楚，會議桌上的推推樂絕不是好玩而已，它必然會影響到無數人往後的命運。不過，把波蘭國界及其人口往西推移200公里實質上到底意謂著什麼，到了1945年1月才開始變得面目清楚起來。當蘇軍開始由東向西驅趕上百萬的波蘭人，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史無前例而又血腥無比的「大驅離」。
「大驅離」始於1945年1月，遍及波羅的海以至喀爾巴阡山的整個東歐，這些地區原是德軍在戰爭前幾年取得的戰利品。現在，對於德國人的野蠻狩獵在這些解放區正式開演了，其惡劣的程度是德黑蘭的火柴戲所難以想像的。一直到1947年為止，總計1400萬的德國人被逐出家園：戰車、轟炸機、民兵、地下組織瘋狂驅趕著他們，載滿難民的卡車連續好幾個月地穿越石勒辛和波希米亞，結果約。有150萬人未能安抵終點，當中大部份是凍死、餓死甚或直接被射殺的。全世界都很清楚，如此這般的恨意和復仇渴望是從何而來的：希特勒口中「主宰民族」在東歐進行的滅絕行動，如今，「主宰民族」也走上了先前「次等民族」曾走過的死亡之路。數以百萬的人必須無差別地為德國這些年來在東歐的鐵腕統治受到處罰，只因為「他們是德國人，這就是他們的罪」(Ferdinand Peroutka語，捷克籍，曾被拘禁於布根瓦耳德集中營)。
「大驅離」的前奏始於1944年7月，蘇軍於該月徹底摧毀了德國的中央集團軍，接著以每日甚至可高達數十公里的行軍速度迫進第三帝國國界。面對新局勢，納粹的政治宣傳仍以慣常唬死人不償命的調調試圖消弭居民的恐慌，在公開場合談論疏散行動是個禁忌，私底下的任何準備甚至是會受到處罰的。取而代之的是，十萬人次的東普魯士居民被象徵性地動員起來構築「東牆」，因為靠著這個「不可能穿越的工事」就可以阻止史達林大軍的狂潮。如此這般政治宣傳的結果無非就是：超過九百萬的居民始終滯留於東普魯士、東波美、石勒辛，直到任何有組織的疏散都成為不可能為止。
1944年10月，Nemmersdorf，600人的小鎮，東普魯士。蘇聯第3白俄羅斯方面軍的前鋒於此進入了東普魯士，這是第一次，紅軍戰軍突進的恐怖景象直接展現在德國人民的眼前。稍後，當德國國防軍重新奪回這個小鎮時，他們看到的是數十具被屠殺居民的屍體：孩童、婦女和老人。宣傳部長戈培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上好的政宣材料，然而居民的抵抗意志是再也不能煽動起來了。在Nemmersdorf事件後，即便是鐵桿納粹黨員都很清楚，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將會十分、十分地可怕。當蘇軍重整攻勢，於1945年初對東普魯士再次展開重擊時，恐慌徹底暴發了。東普魯士的居民爭相擁入早已超載的火車，只要火車還能動；道路完全被難民潮所阻塞，只要國防軍還願意讓出位置給他們。
但這些居民所不知道的是，軍方高層不但無力協助他們，事實上也不願協助他們。弗萊堡大學的歷史學家Heinrich Schwendemann曾對這段史事深入研究，並推翻了國防軍曾協助逃亡者的通行說法，軍方高層早有心理準備，「毫無顧忌地容忍平民的大規模死亡」(Schwendemann語)。「平民必須留在原地，這樣做聽起來很殘忍，但很遺憾地，這不容改變」，德國第4軍團司令Friedrich Hoßbach如此命令其下屬。Hoßbach的同僚，第2軍團司令Walter Weiß也如出一轍地頒下指令：難民必須離開幹道，以便軍方人員物質的運輸。根據此一指令，綿長的難民行列只能冒著零下30度的風雪，利用幹道旁的溝渠艱難地向西撤離。
到1月底時，蘇軍已經切斷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間的陸上聯繫，只剩下水路還走得通，而且還必須藉助夜色的掩護。1月30日晚，Plllau港：正當SS利用探照燈射殺集中營人犯時，數以千計的平民擁上碼頭，寄望能在難民船上找到一席空間，即便如願，等在前頭的也是一趟通過水雷陣和潛艇封鎖的絕望航程。就在啓航後不久，Wilhelm Gustloff號就已經成為蘇軍S-13號潛艇的獵物，魚雷將這艘客輪送到海底，陪葬的有9000名難民和傷兵，其他幾艘船隨後也遭到相同的命運，如載了7000人的Goya號。總計有上萬人於波美的海岸線外，葬身於魚腹當中。
至於擠不上船的，就只能冒險穿越東海海面結凍形成的冰道。「冰道是很脆弱的，有些地方甚至只有25公分的厚度，然而死亡恐懼驅走了眾人的寒颤」，一名倖存者後來如此回憶這段過程。除此以外，過多人群聚集在一起，除了可能壓碎冰道，也很容易成為對地攻擊機和砲火的攻擊目標。如果有充分的計畫，「不論平民或軍隊其實都可以從蘇軍口袋中後送出來的」，Schwendemann如此斷定道，然而軍方卻總是擁有船位的優先權。
到了3月，大約有200萬的難民以及上萬名傷兵被包圍在但澤市，第2軍團司令Walter Weiß要求「送船隻、補給和飛機過來」，但在這種狀況下海軍總司令Karl Dönitz仍然下令：燃料必須保留給最終勝利之用。最後還是靠了諸多下級單位的努力，才勉強將90萬人後送出來。
(上篇完，續見『下篇』)
Monday, August 20, 2007
笑話一則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12.16
在PTT八卦版看到鄉民Pacific Blue分享的笑話一則：
【講個衝衝衝的小八卦】
其實也不算八卦了啦
因為有聽過抬大海洋所的范x龍教授(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名字)演講的人大概都知道
在衝衝衝還在當屏東縣長的時候
范教授跟著官員們一起去視察河川還是什麼的
(我忘記說是高屏溪還是哪裡 有錯請指正 謝謝)
當時范教授覺得上游都是養豬戶
對河川的污染非常嚴重
當然也造成飲用水的不衛生
於是就對衝衝衝提出一些看法
然後好像就消遣了一句:
"不快改善的話 這樣你們縣民們喝的都是豬屎水捏"(臺語發音)
衝衝衝很不服氣就回了一句:
"你們臺北河川沿途都是墳墓 你們臺北人喝的都是排骨湯啦!!"(臺語發音)
在PTT八卦版看到鄉民Pacific Blue分享的笑話一則：
【講個衝衝衝的小八卦】
其實也不算八卦了啦
因為有聽過抬大海洋所的范x龍教授(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名字)演講的人大概都知道
在衝衝衝還在當屏東縣長的時候
范教授跟著官員們一起去視察河川還是什麼的
(我忘記說是高屏溪還是哪裡 有錯請指正 謝謝)
當時范教授覺得上游都是養豬戶
對河川的污染非常嚴重
當然也造成飲用水的不衛生
於是就對衝衝衝提出一些看法
然後好像就消遣了一句:
"不快改善的話 這樣你們縣民們喝的都是豬屎水捏"(臺語發音)
衝衝衝很不服氣就回了一句:
"你們臺北河川沿途都是墳墓 你們臺北人喝的都是排骨湯啦!!"(臺語發音)
一篇犀利的評論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11.20
昨天在PTT八卦版看到這篇政治評論，寫的實在太好了，以前寫出(空一格)蔣公幼時觀魚逆游立志記的大德先進，讀過以後恐怕也要讚嘆不已，油然興起拜師的念頭吧，這位叫作王彩鸝的記者小姐／先生，妳／你真是好樣的!
馬英九 把自己放在顯微鏡下
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台北報導
身處特別費風暴裡，台北市長馬英九處理危機的作為不斷遭批評，尤其是堅不辭職及捐款作公益的時機。但在馬英九腦中，四書五經的教誨恐怕是遠遠凌駕在政治智慧之上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謙謙君子如馬英九，當碰到綠營人士連番指他借馬小九「污特別費」、靠父親喪葬補助費「賺錢」、財產爆增「發選舉財」，把他說成見利忘義的小人，對愛惜羽毛的馬英九來說，士可殺不可辱，讓他憤怒到了極點，仍要維持「馬英九形象」，口不出惡言。
九思立身 念念品格教育
「馬英九形象」曾是「完美」的化身，是學養、道德、品格、模範生等的總代名詞；56歲的他，仍讓老、中、青三代的媽媽都覺得，養兒就要如馬英九。馬英九念茲在茲要以「九思」立身，以不負父親馬鶴凌取名「九」字的期望，立身處事以「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為原則。在出席各種教育場合時，三句不離「品格教育」，總說，「不管思想是藍是綠，品格都是核心價值指標」。
清廉自持 破西裝不捨丟
馬英九以清廉自持，襯衫、褲子、鞋襪一穿就是十年以上，西裝不小心被香燒破一個小洞，還送去修補不捨得丟棄，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名牌服飾，連太太周美青也是穿著輕便，常是一身牛仔褲勁裝，搭捷運上班。
其實在外界用放大鏡看視馬英九之前，馬英九早已將自己放在顯微鏡下自我檢視。當得知市府秘書以假發票核銷特別費，馬英九公開表示「羞愧」，「羞愧」二字，對那些「硬拗」的政客是輕如鴻毛，對持高道德標準的馬英九，卻重如泰山。
標準巨蟹 愛國愛家愛妻
馬英九是標準的巨蟹座，愛家、愛國、愛民族。他愛護家人，尊重妻子，維護家人的隱私，所以面對綠營人士討伐他的財產爆增，他也要先取得周美青的同意，才肯對外公布財產明細。
馬英九的理財觀也很巨蟹座，主要以定存為主要理財工具，不做冒險性投資，這種保守的理財觀，還讓理家專家嘲笑說是「錯誤示範」，因為定存利率趕不上通膨率，還得扣繳儲蓄所得利息。但馬英九仍然堅持現金存款的理財方式，因為他相信這是最透明、也最公開的方式，不解為何民進黨人還不斷質疑。
馬英九對國家社會有高度的使命感，以劉銘傳為偶像的他，想常到一項施政對百年後的影響。他要求台北市所有中小學生畢業前都要通過游泳檢測，也是「希望50年、100年後，人們會說，當年有一個台北市長要大家學會游泳」。也正是這種高調的特質，讓馬英九絕少有交心的朋友，他看似沒有架子，卻也給人儼然不可犯的無形距離。在特別費風波暴發後，黨內同志跳出來護馬挺馬的聲勢力道仍不足，甚至不乏落井下石者，也讓馬英九難掩內心的孤寂。
內心孤寂 馬迷依舊相挺
如今，馬英九最大的支持者反是廣大的馬迷粉絲。民進黨人用盡心機想把馬英九跟貪瀆畫上等號，恐怕要先說服民眾，至少現在多數民調結果顯示，多數人民還是相信馬英九的清廉操守。只是當馬英九把父親喪葬費加碼捐出、財產也大把大把捐出，馬迷們也得了集體焦慮症，擔心馬英九會把政治前途也捐出去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有明訓。大家都在看馬英九如何闖過這一關，來成就他心中的百年大業。
昨天在PTT八卦版看到這篇政治評論，寫的實在太好了，以前寫出(空一格)蔣公幼時觀魚逆游立志記的大德先進，讀過以後恐怕也要讚嘆不已，油然興起拜師的念頭吧，這位叫作王彩鸝的記者小姐／先生，妳／你真是好樣的!
馬英九 把自己放在顯微鏡下
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台北報導
身處特別費風暴裡，台北市長馬英九處理危機的作為不斷遭批評，尤其是堅不辭職及捐款作公益的時機。但在馬英九腦中，四書五經的教誨恐怕是遠遠凌駕在政治智慧之上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謙謙君子如馬英九，當碰到綠營人士連番指他借馬小九「污特別費」、靠父親喪葬補助費「賺錢」、財產爆增「發選舉財」，把他說成見利忘義的小人，對愛惜羽毛的馬英九來說，士可殺不可辱，讓他憤怒到了極點，仍要維持「馬英九形象」，口不出惡言。
九思立身 念念品格教育
「馬英九形象」曾是「完美」的化身，是學養、道德、品格、模範生等的總代名詞；56歲的他，仍讓老、中、青三代的媽媽都覺得，養兒就要如馬英九。馬英九念茲在茲要以「九思」立身，以不負父親馬鶴凌取名「九」字的期望，立身處事以「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為原則。在出席各種教育場合時，三句不離「品格教育」，總說，「不管思想是藍是綠，品格都是核心價值指標」。
清廉自持 破西裝不捨丟
馬英九以清廉自持，襯衫、褲子、鞋襪一穿就是十年以上，西裝不小心被香燒破一個小洞，還送去修補不捨得丟棄，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名牌服飾，連太太周美青也是穿著輕便，常是一身牛仔褲勁裝，搭捷運上班。
其實在外界用放大鏡看視馬英九之前，馬英九早已將自己放在顯微鏡下自我檢視。當得知市府秘書以假發票核銷特別費，馬英九公開表示「羞愧」，「羞愧」二字，對那些「硬拗」的政客是輕如鴻毛，對持高道德標準的馬英九，卻重如泰山。
標準巨蟹 愛國愛家愛妻
馬英九是標準的巨蟹座，愛家、愛國、愛民族。他愛護家人，尊重妻子，維護家人的隱私，所以面對綠營人士討伐他的財產爆增，他也要先取得周美青的同意，才肯對外公布財產明細。
馬英九的理財觀也很巨蟹座，主要以定存為主要理財工具，不做冒險性投資，這種保守的理財觀，還讓理家專家嘲笑說是「錯誤示範」，因為定存利率趕不上通膨率，還得扣繳儲蓄所得利息。但馬英九仍然堅持現金存款的理財方式，因為他相信這是最透明、也最公開的方式，不解為何民進黨人還不斷質疑。
馬英九對國家社會有高度的使命感，以劉銘傳為偶像的他，想常到一項施政對百年後的影響。他要求台北市所有中小學生畢業前都要通過游泳檢測，也是「希望50年、100年後，人們會說，當年有一個台北市長要大家學會游泳」。也正是這種高調的特質，讓馬英九絕少有交心的朋友，他看似沒有架子，卻也給人儼然不可犯的無形距離。在特別費風波暴發後，黨內同志跳出來護馬挺馬的聲勢力道仍不足，甚至不乏落井下石者，也讓馬英九難掩內心的孤寂。
內心孤寂 馬迷依舊相挺
如今，馬英九最大的支持者反是廣大的馬迷粉絲。民進黨人用盡心機想把馬英九跟貪瀆畫上等號，恐怕要先說服民眾，至少現在多數民調結果顯示，多數人民還是相信馬英九的清廉操守。只是當馬英九把父親喪葬費加碼捐出、財產也大把大把捐出，馬迷們也得了集體焦慮症，擔心馬英九會把政治前途也捐出去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有明訓。大家都在看馬英九如何闖過這一關，來成就他心中的百年大業。
令人悲傷的一天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11.4
北檢起訴吳淑珍了，阿扁則是共同正犯，罪名是貪瀆和偽造文書，後者無關緊要，命中要害的是前者，公元2006年11月3日，黑色星期五，這是非常令人悲傷的一天，我所悲傷的，是民進黨的未來，一直到今天為止，即便已執政六年，民進黨仍然是比較貼近1980年代末期以降台灣時代精神的政黨，眼睜睜地看著她的死亡(？)，很是令我難過
會這樣講，當然是相對於國民黨來比較，國民黨始終割不斷跟兩蔣政權的傳承關係，在國民黨的自我理解裡，國民黨到底是在民意市場中爭奪人民支持的民主政黨，還是蔣家忠貞不二的家臣團呢？如果是民主政黨，何以上至黨的高層幹部，下至基層黨員，每年都要定期至兩蔣墓園跪拜痛哭呢？又何以要孜孜不倦地為兩蔣政權的罪行尋找正當化理由呢？很難想像，在今天的德國，由前東德共產黨SED轉型而成的PDS，膽敢大張旗鼓地紀念Ulbricht與Honecker，膽敢為前東德國安部的所作所為抹粉，這個東西不自己界定清楚，國民黨也就無法正確評價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為轉型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咦？不是要講民進黨嗎？下面兩位先生的舊文就講的很好了，容我轉錄：
誰來救救民進黨
20歲不必悲傷
北檢起訴吳淑珍了，阿扁則是共同正犯，罪名是貪瀆和偽造文書，後者無關緊要，命中要害的是前者，公元2006年11月3日，黑色星期五，這是非常令人悲傷的一天，我所悲傷的，是民進黨的未來，一直到今天為止，即便已執政六年，民進黨仍然是比較貼近1980年代末期以降台灣時代精神的政黨，眼睜睜地看著她的死亡(？)，很是令我難過
會這樣講，當然是相對於國民黨來比較，國民黨始終割不斷跟兩蔣政權的傳承關係，在國民黨的自我理解裡，國民黨到底是在民意市場中爭奪人民支持的民主政黨，還是蔣家忠貞不二的家臣團呢？如果是民主政黨，何以上至黨的高層幹部，下至基層黨員，每年都要定期至兩蔣墓園跪拜痛哭呢？又何以要孜孜不倦地為兩蔣政權的罪行尋找正當化理由呢？很難想像，在今天的德國，由前東德共產黨SED轉型而成的PDS，膽敢大張旗鼓地紀念Ulbricht與Honecker，膽敢為前東德國安部的所作所為抹粉，這個東西不自己界定清楚，國民黨也就無法正確評價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為轉型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咦？不是要講民進黨嗎？下面兩位先生的舊文就講的很好了，容我轉錄：
誰來救救民進黨
20歲不必悲傷
明朝的皇帝們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11.14
最近在這裡讀明朝的十六皇帝列傳，作者吳蔚先生把一個關節掌握的很好，那就是以史料為本，再輔以個人解讀，而不是像很多中國「史普」讀物的慣用技法，直接丟出一大堆的歷史人物心理描寫，這種小說式寫法一看就覺得可信度很低
讀明史方面的資料向來是令人不太愉快的，每次接觸以後，心裡總有一股陰暗、潮濕的惡感，元朝姑且不論，同樣為理學道統所束縛，文化性格內向保守的宋清兩朝，讀來還是讓人津津有味，那明朝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癥結大概就是出在明帝的品質上吧，偏執狂，虐待狂，這六個字好像就可以交代明十六帝的共性
不過這次看完以後，想法有些改變，這票皇帝們其實頗有喜感，有一種黑色喜劇向的惡趣味，有流氓，有道士，有節夫，有商人，有藥師，有宅男，有木匠，有哈韓迷，還有演員，過去的陰暗感一掃而空，老實來講
朱家應該還不算是古中國帝王史上最糟的，說惡質比不上北齊高家的一門禽獸，說小白好像又沒有晉惠帝那種程度的「帝王水準歷朝最低」這個評語似乎過重了
最近在這裡讀明朝的十六皇帝列傳，作者吳蔚先生把一個關節掌握的很好，那就是以史料為本，再輔以個人解讀，而不是像很多中國「史普」讀物的慣用技法，直接丟出一大堆的歷史人物心理描寫，這種小說式寫法一看就覺得可信度很低
讀明史方面的資料向來是令人不太愉快的，每次接觸以後，心裡總有一股陰暗、潮濕的惡感，元朝姑且不論，同樣為理學道統所束縛，文化性格內向保守的宋清兩朝，讀來還是讓人津津有味，那明朝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癥結大概就是出在明帝的品質上吧，偏執狂，虐待狂，這六個字好像就可以交代明十六帝的共性
不過這次看完以後，想法有些改變，這票皇帝們其實頗有喜感，有一種黑色喜劇向的惡趣味，有流氓，有道士，有節夫，有商人，有藥師，有宅男，有木匠，有哈韓迷，還有演員，過去的陰暗感一掃而空，老實來講
朱家應該還不算是古中國帝王史上最糟的，說惡質比不上北齊高家的一門禽獸，說小白好像又沒有晉惠帝那種程度的「帝王水準歷朝最低」這個評語似乎過重了
關於「八月炮火」的幾個感想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2
這篇算舊文了，針對的是聯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的翻譯書「八月砲火」，原本貼在媒抗，今天撿回來充數，當中有一些明顯不紳士的用語，不打算改了
1.泛藍蛋頭的貢獻
南方朔、朱雲漢、唐諾這票泛藍蛋頭想來對台灣還是有點貢獻的，對Babarra Tuchman這本「Guns in Augst」耳聞已久，今日終見譯本，竟然還是拜這些宣揚戰爭恐慌不遺餘力的傢伙所賜？！前幾天逛書店的時候，也看到唐諾在臉譜出了一些政治哲學的經典，其心不善，但不影響這些書是好書的事實，老話說的沒錯：以卑劣動機行事者，亦可能成就偉大的事業
2.朱雲漢的誤讀
朱在『導讀』裡把這本書視為台海戰爭危機的佐證，認為該書描述的WW1戰前國際局勢，與現今台海局勢極其相似，看完全書以後才發現，朱在鬼扯！Tuchman著墨的重點，根本不是WW1戰前國際局勢(不到全書的五分之一)，而是1914年8月進行的各場會戰，各國是如何地犯下戰爭指導上的錯誤，讓WW1沒有必要的進行到1918年，這本書性質類似科普書，其實算「戰普」書，是戰爭史而非外交史的普及書，所以書名才叫做「八月炮火」，而不是什麼戰前風雲錄或七月危機之類的，朱很明顯地因為個人偏見，而誤判Tuchman的主軸所在，蛋頭的程度跟南方朔可說不相上下
3.拙劣的編輯作業
聯經向來出書嚴謹，沒想到這本書打破了一切原則，「每頁」幾乎都有兩位數以上的錯字、漏字，外國人名沒改成台灣習用的也就算了(費雪→費希爾；鐵必制→蒂爾必茲)，同一章裡面，一下「坦能堡」，一下「坦南貝格」，到底是怎樣？有這麼多的瑕疵還敢鋪書上市，我猜原因只有一個：為了趕那個偽中立聯盟反軍購大遊行的時效！政治思考的尾巴，可以決定一個專業出版社的出書時程，這恐怕才是台灣當今最大的危機所在
4.寫人勝於寫戰爭
Tuchman以圍繞各國各個層級參戰者的「故事」為描述基點，而不是戰爭的進展過程，Lidel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應該是很好的對照組，這樣做可能不符合戰史的嚴謹定義，卻有一個無人能敵的優點：讀來有趣！我已經忘了花多久時間才看完Lidel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Tuchman這本卻只花了一天時間，我畢竟不是軍武Otaku啊
5.普德軍事思想的陰暗面？
Tuchman在另一個地方也花了不少功夫，據該書所述，德軍右翼在「進出」比利時的時候，有感於比利時人的「冥頑不靈」，所以犯下一些可怖的戰爭暴行，跟WW2東線德軍幹的那些事如出一轍，看來極難以置信，這些事件，到底是協約國的反德宣傳刻意誇大？還是我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所有現代戰爭的常態？又或是德國人追求徹底性的民族性格作崇下，無可避免的結果呢？
這篇算舊文了，針對的是聯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的翻譯書「八月砲火」，原本貼在媒抗，今天撿回來充數，當中有一些明顯不紳士的用語，不打算改了
1.泛藍蛋頭的貢獻
南方朔、朱雲漢、唐諾這票泛藍蛋頭想來對台灣還是有點貢獻的，對Babarra Tuchman這本「Guns in Augst」耳聞已久，今日終見譯本，竟然還是拜這些宣揚戰爭恐慌不遺餘力的傢伙所賜？！前幾天逛書店的時候，也看到唐諾在臉譜出了一些政治哲學的經典，其心不善，但不影響這些書是好書的事實，老話說的沒錯：以卑劣動機行事者，亦可能成就偉大的事業
2.朱雲漢的誤讀
朱在『導讀』裡把這本書視為台海戰爭危機的佐證，認為該書描述的WW1戰前國際局勢，與現今台海局勢極其相似，看完全書以後才發現，朱在鬼扯！Tuchman著墨的重點，根本不是WW1戰前國際局勢(不到全書的五分之一)，而是1914年8月進行的各場會戰，各國是如何地犯下戰爭指導上的錯誤，讓WW1沒有必要的進行到1918年，這本書性質類似科普書，其實算「戰普」書，是戰爭史而非外交史的普及書，所以書名才叫做「八月炮火」，而不是什麼戰前風雲錄或七月危機之類的，朱很明顯地因為個人偏見，而誤判Tuchman的主軸所在，蛋頭的程度跟南方朔可說不相上下
3.拙劣的編輯作業
聯經向來出書嚴謹，沒想到這本書打破了一切原則，「每頁」幾乎都有兩位數以上的錯字、漏字，外國人名沒改成台灣習用的也就算了(費雪→費希爾；鐵必制→蒂爾必茲)，同一章裡面，一下「坦能堡」，一下「坦南貝格」，到底是怎樣？有這麼多的瑕疵還敢鋪書上市，我猜原因只有一個：為了趕那個偽中立聯盟反軍購大遊行的時效！政治思考的尾巴，可以決定一個專業出版社的出書時程，這恐怕才是台灣當今最大的危機所在
4.寫人勝於寫戰爭
Tuchman以圍繞各國各個層級參戰者的「故事」為描述基點，而不是戰爭的進展過程，Lidel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應該是很好的對照組，這樣做可能不符合戰史的嚴謹定義，卻有一個無人能敵的優點：讀來有趣！我已經忘了花多久時間才看完Lidel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Tuchman這本卻只花了一天時間，我畢竟不是軍武Otaku啊
5.普德軍事思想的陰暗面？
Tuchman在另一個地方也花了不少功夫，據該書所述，德軍右翼在「進出」比利時的時候，有感於比利時人的「冥頑不靈」，所以犯下一些可怖的戰爭暴行，跟WW2東線德軍幹的那些事如出一轍，看來極難以置信，這些事件，到底是協約國的反德宣傳刻意誇大？還是我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所有現代戰爭的常態？又或是德國人追求徹底性的民族性格作崇下，無可避免的結果呢？
轉錄】媚俗的媒體批判
在PTT2 8A 版看到這篇文章，評論的是這星期最熱門的T台假新聞事件，本文及接下來的兩篇鄉民回應都很有意思，轉錄如下：
媚俗的媒體批判
施威全 2007-03-29
TVBS記者協助黑道嗆聲，輿論群體撻伐。媒體改造學社認為這是「重大違失」，應該按照廣電法懲處。中時與聯合則有記者評論認為TVBS記者違法。媒體幫黑道嗆聲，到底算啥重大違失？那幫白道或政客嗆聲，算不算重大違失？所謂政治新聞，白道與政治人物當編劇、自行搭台演出；所謂內幕、所謂高層消息來源，造假繁多、天天上演。記者不論平面或電子，天天當傳聲筒，有時協助編寫劇情且製造新聞，還沾沾自喜。同樣是傳聲筒、同樣地推波助瀾、製造新聞，此次的黑道嗆聲，至少真實多了。 如果這是新聞標準／倫理上的重大違失，期待各報幾乎天天上演的重、重重、重重重大的新聞違失，也有人天天批判。至少，有個空間能讓我有機會有閒暇時，可以批判一下。否則，同樣的採訪關係與操作邏輯，政治記者老是沒事，倒楣的都是社會記者，這不公平。政治記者偶而還可以板起臉來、道德口吻教訓社會記者，這更是『嫖客罵伎不守貞』。
到底為什麼是「重大違失」？媒改社在報上的聲明，沒有說明裡由，只有逕行認定。我想，可能是實務上的原因，媒改社諸人無法就到底TVBS那裡錯了，取得共識。何況，聯合發表聲明的媒體觀察基金會中，不乏極端保守者。無論如何，在沒有交代為何認定是「重大違失」的情形下，只是在眾人皆約可殺的浪頭上跟著喊殺，還獻策如何殺，這有點投機。大報另有立場，認為黑道嗆聲違法、TVBS記者幫兇，所以可能違法，而據以批判。不像媒改社，兩大報至少交代了他們認為可殺的原因。但是，為違法者宣傳﹑協助違法者嗆聲就該殺嗎？且看為違法者宣傳、協助違法者嗆聲的報導的部分文字：
臨檢勤務警政署長侯友宜突然出現 員警盤檢侯友宜嘉義臨檢：及格
記者/嘉義縣報導
嘉義縣警局水上派出所所長柳文培，上午率員警執行一般臨檢勤務時，警政署長侯友宜突然出現，當場抽測員警盤檢基本動作。署長親臨，讓員警嚇一大跳，有點緊張，3名員警連續臨檢一名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後，侯友宜很滿意，「及格」（新聞來源：聯合晚報，2007年3月23日）
此臨檢勤務，不論是根據舊有法律規定﹑大法官釋憲案或之後據釋憲而修改的法律，明顯違法。此新聞宣揚違法行為。再看記者為共犯的新聞一則：
三軍聯合轟趴 同志搖頭作戰
記者/高雄報導
三民一警分局日前接獲線報指稱一處連棟的透天樓房，一樓經營精品店，三樓每到週五、六深夜都有男同志聚集，舉行吸毒搖頭轟趴，經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由法官盧怡秀核發，動員廿名警力前往取締。派員在前後門埋伏，凌晨一點五十分，有男同志上門參加轟趴，趁看門的張（廿八歲）開門時，警方一舉衝上三樓。裸男熱舞 毒品散落一地擠滿五十名裸露上半身的男同志，隨著搖頭音樂起舞，一陣混亂之後，現場毒品散落一地。在男客高（卅七歲）、蔡（卅二歲）、林（卅七歲）身上查獲搖頭丸三顆、一粒眠三顆。警方還找到電動假陽具三支、假陽具一支、假陰道一個、潤滑液四瓶、凡士林一瓶、男春藥四瓶，將五十人全部帶回偵辦；由於擔心男同志舉行搖頭轟趴吸毒後可能雜交而染上愛滋病，也通報衛生單位派員全部抽血送驗，同時採尿送驗。警方訊將廖、張、蔡、高、林等五人移送法辦，其餘抽血、驗尿後飭回。（原文中，當事者姓名與年齡等全被揭露。）（新聞來源：中國時報，2003年4月3日）
這樣的新聞，警察不只公開偵察內容，還肆無忌憚地揭露個人的性傾向。偵察不公開，法律基本規定。沒有警察或檢察關提供案情與被偵察對象基本資料，記者從何得知？記者與檢警聯手犯案。依法，這比TVBS此次事件是更嚴重的犯行。這種警記聯手違反刑事程序法律的事件，幾乎天天都有。台灣警察幾乎天犯法，視法律為無物，台灣社會集體縱容而習以為常，這些違法行為在報上與電視受到吹捧。何況，黑道藉著媒體嗆聲，久久才一次，威脅的對象只是極少特定份子；白道違法，記者吹捧宣傳，則天天都有，對象是一般民眾，受害者數以千百倍計。相較，TVBS的案例，算啥重大違失？
當然，把警察或侯友宜拿來與黑道相比，是有點不倫不類。黑道的槍是自己買的，私人武力；警察的槍是政府出錢，代表國家武力。警察的公然違法當然比這種黑道展示武力的案件還嚴重多了。法，當然不是判別TVBS是否重大違失的唯一參考條件。有時，新聞自律與新聞道德高於法律；為了新聞道德，甚至應該違反／衝撞法律。例如，針對因保護新聞來源，記者被法官處罰一案，台灣記者協會就主張刑事訴訟法應速修法改正。又例如，以前黨外雜誌的出版，動輒違反出版法與相關規定。黨外為堅持出版自由，一再衝撞法律。不該只是以法來論斷，那專業團體到底是如何論斷TVBS為「重大違失」？連新聞學者都要求以廣電法懲處媒體，要求電視台停播，而不主張讓電視台自負刑責？（這是行政法上天大地大的非常嚴重的要求，是要求行政權力對一個言論案件的具體內容，實際審查。）如果不只是以法來論斷，媒改社等必須回應：藉媒體放話，從影藝人到政治人，俯拾皆是。藉媒體恐嚇他人，從柴契爾到布希，屢見不鮮。為何對黑道或這個事件要有差別待遇？劃分差別待遇的那條線為何？看看官方說法：
中央社／台北訊 2007.03.29 11:28 am
TVBS地方記者拍攝周政保亮槍嗆聲，行政院長蘇貞昌上午痛斥，不容媒體作亂，「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要作警察的後盾，不要扯警察的後腿」。
這種罵TVBS的裡由，不正也可以用來罵那些聲援樂生抗議活動的網路記者嗎？他們如同以前黨外時期的綠色小組般，老是扯警察後腿，老是作亂。有沒有可能，批判TVBS「重大違失」，恰好不是批判過渡商業化下的腥羶報導。只是在迎合本來就喜歡觀看腥羶取寵的這種主流觀眾與其價值而已。
後記：一、請不要認為，我以為批判團體該對所有的事務都要『公平』批判。罵民進黨的同時，也得罵一下國民黨。這『公平』，作不到也不必要。二、請不要認為，我主張媒體應由市場自律，國家不該介入。但我的確反對2005年台灣電視頻道換照爭議（龍祥案）的新聞局作法。反對容許沒有社會力量中介的直接行政權干預。我的確批判少數學者當時的發言。三、我理解不能依賴市場。但我反對沒有階級立場的市場分析，以及進而衍生的反市場主張。四、不要以為我支持狗仔與腥羶。我反對的是，面對狗仔與腥羶時，不談其階級（ 進步）意義。五、不要以為：我認為TVBS作法是對的。六、好比，我理解並贊同水就是H two O。當我在談有機化學時，我談的對不對是一回事，但不代表我不知道水就是H two O。我知道水就是H two O，也知道一加一等於二。請不要在我談有機化學時，一直扯著我、逼我要下來談一加一或水的分子式。我並沒有主張一加一等於一百，也沒有主張水是C O two。
媚俗的媒體批判
施威全 2007-03-29
TVBS記者協助黑道嗆聲，輿論群體撻伐。媒體改造學社認為這是「重大違失」，應該按照廣電法懲處。中時與聯合則有記者評論認為TVBS記者違法。媒體幫黑道嗆聲，到底算啥重大違失？那幫白道或政客嗆聲，算不算重大違失？所謂政治新聞，白道與政治人物當編劇、自行搭台演出；所謂內幕、所謂高層消息來源，造假繁多、天天上演。記者不論平面或電子，天天當傳聲筒，有時協助編寫劇情且製造新聞，還沾沾自喜。同樣是傳聲筒、同樣地推波助瀾、製造新聞，此次的黑道嗆聲，至少真實多了。 如果這是新聞標準／倫理上的重大違失，期待各報幾乎天天上演的重、重重、重重重大的新聞違失，也有人天天批判。至少，有個空間能讓我有機會有閒暇時，可以批判一下。否則，同樣的採訪關係與操作邏輯，政治記者老是沒事，倒楣的都是社會記者，這不公平。政治記者偶而還可以板起臉來、道德口吻教訓社會記者，這更是『嫖客罵伎不守貞』。
到底為什麼是「重大違失」？媒改社在報上的聲明，沒有說明裡由，只有逕行認定。我想，可能是實務上的原因，媒改社諸人無法就到底TVBS那裡錯了，取得共識。何況，聯合發表聲明的媒體觀察基金會中，不乏極端保守者。無論如何，在沒有交代為何認定是「重大違失」的情形下，只是在眾人皆約可殺的浪頭上跟著喊殺，還獻策如何殺，這有點投機。大報另有立場，認為黑道嗆聲違法、TVBS記者幫兇，所以可能違法，而據以批判。不像媒改社，兩大報至少交代了他們認為可殺的原因。但是，為違法者宣傳﹑協助違法者嗆聲就該殺嗎？且看為違法者宣傳、協助違法者嗆聲的報導的部分文字：
臨檢勤務警政署長侯友宜突然出現 員警盤檢侯友宜嘉義臨檢：及格
記者/嘉義縣報導
嘉義縣警局水上派出所所長柳文培，上午率員警執行一般臨檢勤務時，警政署長侯友宜突然出現，當場抽測員警盤檢基本動作。署長親臨，讓員警嚇一大跳，有點緊張，3名員警連續臨檢一名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後，侯友宜很滿意，「及格」（新聞來源：聯合晚報，2007年3月23日）
此臨檢勤務，不論是根據舊有法律規定﹑大法官釋憲案或之後據釋憲而修改的法律，明顯違法。此新聞宣揚違法行為。再看記者為共犯的新聞一則：
三軍聯合轟趴 同志搖頭作戰
記者/高雄報導
三民一警分局日前接獲線報指稱一處連棟的透天樓房，一樓經營精品店，三樓每到週五、六深夜都有男同志聚集，舉行吸毒搖頭轟趴，經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由法官盧怡秀核發，動員廿名警力前往取締。派員在前後門埋伏，凌晨一點五十分，有男同志上門參加轟趴，趁看門的張（廿八歲）開門時，警方一舉衝上三樓。裸男熱舞 毒品散落一地擠滿五十名裸露上半身的男同志，隨著搖頭音樂起舞，一陣混亂之後，現場毒品散落一地。在男客高（卅七歲）、蔡（卅二歲）、林（卅七歲）身上查獲搖頭丸三顆、一粒眠三顆。警方還找到電動假陽具三支、假陽具一支、假陰道一個、潤滑液四瓶、凡士林一瓶、男春藥四瓶，將五十人全部帶回偵辦；由於擔心男同志舉行搖頭轟趴吸毒後可能雜交而染上愛滋病，也通報衛生單位派員全部抽血送驗，同時採尿送驗。警方訊將廖、張、蔡、高、林等五人移送法辦，其餘抽血、驗尿後飭回。（原文中，當事者姓名與年齡等全被揭露。）（新聞來源：中國時報，2003年4月3日）
這樣的新聞，警察不只公開偵察內容，還肆無忌憚地揭露個人的性傾向。偵察不公開，法律基本規定。沒有警察或檢察關提供案情與被偵察對象基本資料，記者從何得知？記者與檢警聯手犯案。依法，這比TVBS此次事件是更嚴重的犯行。這種警記聯手違反刑事程序法律的事件，幾乎天天都有。台灣警察幾乎天犯法，視法律為無物，台灣社會集體縱容而習以為常，這些違法行為在報上與電視受到吹捧。何況，黑道藉著媒體嗆聲，久久才一次，威脅的對象只是極少特定份子；白道違法，記者吹捧宣傳，則天天都有，對象是一般民眾，受害者數以千百倍計。相較，TVBS的案例，算啥重大違失？
當然，把警察或侯友宜拿來與黑道相比，是有點不倫不類。黑道的槍是自己買的，私人武力；警察的槍是政府出錢，代表國家武力。警察的公然違法當然比這種黑道展示武力的案件還嚴重多了。法，當然不是判別TVBS是否重大違失的唯一參考條件。有時，新聞自律與新聞道德高於法律；為了新聞道德，甚至應該違反／衝撞法律。例如，針對因保護新聞來源，記者被法官處罰一案，台灣記者協會就主張刑事訴訟法應速修法改正。又例如，以前黨外雜誌的出版，動輒違反出版法與相關規定。黨外為堅持出版自由，一再衝撞法律。不該只是以法來論斷，那專業團體到底是如何論斷TVBS為「重大違失」？連新聞學者都要求以廣電法懲處媒體，要求電視台停播，而不主張讓電視台自負刑責？（這是行政法上天大地大的非常嚴重的要求，是要求行政權力對一個言論案件的具體內容，實際審查。）如果不只是以法來論斷，媒改社等必須回應：藉媒體放話，從影藝人到政治人，俯拾皆是。藉媒體恐嚇他人，從柴契爾到布希，屢見不鮮。為何對黑道或這個事件要有差別待遇？劃分差別待遇的那條線為何？看看官方說法：
中央社／台北訊 2007.03.29 11:28 am
TVBS地方記者拍攝周政保亮槍嗆聲，行政院長蘇貞昌上午痛斥，不容媒體作亂，「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要作警察的後盾，不要扯警察的後腿」。
這種罵TVBS的裡由，不正也可以用來罵那些聲援樂生抗議活動的網路記者嗎？他們如同以前黨外時期的綠色小組般，老是扯警察後腿，老是作亂。有沒有可能，批判TVBS「重大違失」，恰好不是批判過渡商業化下的腥羶報導。只是在迎合本來就喜歡觀看腥羶取寵的這種主流觀眾與其價值而已。
後記：一、請不要認為，我以為批判團體該對所有的事務都要『公平』批判。罵民進黨的同時，也得罵一下國民黨。這『公平』，作不到也不必要。二、請不要認為，我主張媒體應由市場自律，國家不該介入。但我的確反對2005年台灣電視頻道換照爭議（龍祥案）的新聞局作法。反對容許沒有社會力量中介的直接行政權干預。我的確批判少數學者當時的發言。三、我理解不能依賴市場。但我反對沒有階級立場的市場分析，以及進而衍生的反市場主張。四、不要以為我支持狗仔與腥羶。我反對的是，面對狗仔與腥羶時，不談其階級（ 進步）意義。五、不要以為：我認為TVBS作法是對的。六、好比，我理解並贊同水就是H two O。當我在談有機化學時，我談的對不對是一回事，但不代表我不知道水就是H two O。我知道水就是H two O，也知道一加一等於二。請不要在我談有機化學時，一直扯著我、逼我要下來談一加一或水的分子式。我並沒有主張一加一等於一百，也沒有主張水是C O two。
【轉錄】泰國兵變的土耳其模型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25
反民主的民主守護神：泰國兵變的土耳其模型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持續一年的泰國政治亂局，在一日之內由一場兵變清場。對上次民主選舉反應冷淡的「民意」，居然以八成支持力挺兵變，認為它既解決了民主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又懂得「還政於民」，無損於「人民力量」的完整，簡直是民主守護神。要全面掌握這個奇怪的邏輯，我們應參考土耳其的故事。
軍隊制衡﹕「土耳其民主」的「第四權」﹖
土耳其是西亞最早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之一，但那支龐大的百萬大軍（以及職權獨立的總參謀長）喜歡干預政局，幾乎每十年一兵變。人民卻把軍隊視為最可靠的公職人員，對歷次兵變一面倒認可，反而對民選上台的政客寄予犬儒式嘲諷。美國布殊和戈爾的問題選票不能由民主機制解決，司法機關就一錘定音﹕這個角色在土耳其，就換成了軍隊。土軍為顯示干政不是為私利，自命為捍衛國父「凱末爾主義」的衛士。每次策動兵變的官方原因，都是「現政府違反國父遺訓」。例如1997年的兵變，源自總理伊蘭巴汗的激進伊斯蘭政策，軍隊認為那扭曲了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又如1960年的兵變，源自執政人民黨政府拒絕干預通貨膨脹，造成社會動盪，違背了凱末爾的「國家主義」（statism）。值得留意的是土耳其兵變有「進步」的潛規則，包括軍隊出動前會公開知會政要，1997年那次甚至未正式行動，政府已垮台，因此被稱為「後現代政變」﹔土軍接管權力後一般迅速還政於民，不過會重設遊戲規則﹔發動兵變的都不是年輕激進軍官，而是「穩重」的高層。這次泰國兵變，就頗有土國影子。
民主化過程的宏觀調控機制
上述模式的理據，就是民主化在一人一票以外，還需要其他宏觀調控，否則中央和地方、富人和窮人、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就容易失控。美國立國初年的政制今天看來也相當不民主，開國總統都作風獨裁，只是制度不斷修正，才有今天的民主和穩定。如此立論大概是政治正確的，但軍隊干政自然不是唯一答案。各國都知道這個民主悖論，回應方式不外四種。第一是「民主條件過渡論」，認為必須逐步擴大民主才能保持穩定、才能測試最有效的制度，特別是東方各國有見英美如此步步走來，也希望抗拒「一步到位的民主」。第二是讓大國成為宏觀調控的機制，例如加勒比海民主多受美國訓政。第三是依靠軍隊、王室、宗教領袖等國內權威進行調控，像土耳其、泰國、柬埔寨、伊朗等國確是有民主制度，但「必要時」可以推倒重來。第四是設計針對族群、城鄉、地方撕裂的憲政，像美國憲法那樣，確立多重制衡的原則。泰國民主的問題，只是沒有完善的框架規劃。八成民意不是反對民主理念，不是滿意軍隊干政，不過是支持由第三到第四類民主的過渡。
反民主的民主守護神：泰國兵變的土耳其模型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持續一年的泰國政治亂局，在一日之內由一場兵變清場。對上次民主選舉反應冷淡的「民意」，居然以八成支持力挺兵變，認為它既解決了民主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又懂得「還政於民」，無損於「人民力量」的完整，簡直是民主守護神。要全面掌握這個奇怪的邏輯，我們應參考土耳其的故事。
軍隊制衡﹕「土耳其民主」的「第四權」﹖
土耳其是西亞最早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之一，但那支龐大的百萬大軍（以及職權獨立的總參謀長）喜歡干預政局，幾乎每十年一兵變。人民卻把軍隊視為最可靠的公職人員，對歷次兵變一面倒認可，反而對民選上台的政客寄予犬儒式嘲諷。美國布殊和戈爾的問題選票不能由民主機制解決，司法機關就一錘定音﹕這個角色在土耳其，就換成了軍隊。土軍為顯示干政不是為私利，自命為捍衛國父「凱末爾主義」的衛士。每次策動兵變的官方原因，都是「現政府違反國父遺訓」。例如1997年的兵變，源自總理伊蘭巴汗的激進伊斯蘭政策，軍隊認為那扭曲了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又如1960年的兵變，源自執政人民黨政府拒絕干預通貨膨脹，造成社會動盪，違背了凱末爾的「國家主義」（statism）。值得留意的是土耳其兵變有「進步」的潛規則，包括軍隊出動前會公開知會政要，1997年那次甚至未正式行動，政府已垮台，因此被稱為「後現代政變」﹔土軍接管權力後一般迅速還政於民，不過會重設遊戲規則﹔發動兵變的都不是年輕激進軍官，而是「穩重」的高層。這次泰國兵變，就頗有土國影子。
民主化過程的宏觀調控機制
上述模式的理據，就是民主化在一人一票以外，還需要其他宏觀調控，否則中央和地方、富人和窮人、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就容易失控。美國立國初年的政制今天看來也相當不民主，開國總統都作風獨裁，只是制度不斷修正，才有今天的民主和穩定。如此立論大概是政治正確的，但軍隊干政自然不是唯一答案。各國都知道這個民主悖論，回應方式不外四種。第一是「民主條件過渡論」，認為必須逐步擴大民主才能保持穩定、才能測試最有效的制度，特別是東方各國有見英美如此步步走來，也希望抗拒「一步到位的民主」。第二是讓大國成為宏觀調控的機制，例如加勒比海民主多受美國訓政。第三是依靠軍隊、王室、宗教領袖等國內權威進行調控，像土耳其、泰國、柬埔寨、伊朗等國確是有民主制度，但「必要時」可以推倒重來。第四是設計針對族群、城鄉、地方撕裂的憲政，像美國憲法那樣，確立多重制衡的原則。泰國民主的問題，只是沒有完善的框架規劃。八成民意不是反對民主理念，不是滿意軍隊干政，不過是支持由第三到第四類民主的過渡。
開這個欄的理由
Origin Posted by Roodo 2006.9.25
開這欄的理由? 很簡單，我想活化自己的思維能力，我希望用「異聲喧嘩」轉錄一些與我的政治立場不同的文字，再略加一些個人評論。只看那些自己看得順眼的東西，久而久之就會有大腦纖維化的傾向，每天只看聯合中時TVBS的藍腦人，跟每天只逛媒抗南方的綠腦人，在這點上都是一樣的，我不希望自己也變得如此。
選擇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文章的結論我不贊同，但論證過程卻不容易立刻提出有效反駁；另一個是特定作者的文章絕對不選。是的，就是要以人廢言，包括南方朔、楊渡、唐湘龍、陳文茜、羅如蘭、彭蕙仙、王榮霖等等。這票人寫的文章水準向來極低，根本不需要浪費力氣作任何評論，不過奇怪的是，他們製造出來的那些東西往往能佔據主流媒體的顯著版面。真正能夠寫出漂亮文字，痛擊民進黨政府或台灣國家認同的網路寫手，卻也不容易透過主流媒體傳達意見，即便主流媒體主觀上應該是很樂於看到這些文字的。所以，媒體壟斷的情況同樣會發生在泛藍立場的政治言論身上。就這點而言，媒體改造的訴求，確實足以稱得上是跨越認同歧異的難得共識。
開這欄的理由? 很簡單，我想活化自己的思維能力，我希望用「異聲喧嘩」轉錄一些與我的政治立場不同的文字，再略加一些個人評論。只看那些自己看得順眼的東西，久而久之就會有大腦纖維化的傾向，每天只看聯合中時TVBS的藍腦人，跟每天只逛媒抗南方的綠腦人，在這點上都是一樣的，我不希望自己也變得如此。
選擇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文章的結論我不贊同，但論證過程卻不容易立刻提出有效反駁；另一個是特定作者的文章絕對不選。是的，就是要以人廢言，包括南方朔、楊渡、唐湘龍、陳文茜、羅如蘭、彭蕙仙、王榮霖等等。這票人寫的文章水準向來極低，根本不需要浪費力氣作任何評論，不過奇怪的是，他們製造出來的那些東西往往能佔據主流媒體的顯著版面。真正能夠寫出漂亮文字，痛擊民進黨政府或台灣國家認同的網路寫手，卻也不容易透過主流媒體傳達意見，即便主流媒體主觀上應該是很樂於看到這些文字的。所以，媒體壟斷的情況同樣會發生在泛藍立場的政治言論身上。就這點而言，媒體改造的訴求，確實足以稱得上是跨越認同歧異的難得共識。
Weimarer Koalition - SPD / 威瑪聯盟其一：社會民主黨之左派出頭天？
原名：社會民主黨制憲國大競選海報
作者： Fritz Gottfried Kirchbach
年代：1919
尺寸：94,5 x 71,5 cm
內文：諸女性們，平等權利、平等義務，投社會民主黨一票！
威瑪聯盟是由社會民主黨(SPD)、中央黨(Zentrum)、德國民主黨(DDP)組成的政黨聯盟，三黨在政綱上其實存在若干重大歧異，但因於帝國議會時期即有合作經驗，且對德國未來走向共和國體及議會民主政體具有共識，故得以在此之上取得結盟基礎。該聯盟在1919年年初的制憲國大選舉中大獲全勝，囊括76.2%的選票，並得以主導新憲法的制訂，不過威瑪聯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於制憲國大之後隨即急速流失，1920年6月依新憲法舉行的首次聯邦議會選舉中，三黨即無法取得過半席次。事實上直至1933年國社黨奪權為止威瑪聯盟始終再起不能，於歷次大選中均無法形成穩定多數，此亦為威瑪共和早夭諸多原因之一端。
威瑪聯盟無法保有其政治上的絕對優勢，首要原因在於凡爾賽和約的拖累。和約中有諸多極其不利於德國的規定，如巨額賠償及戰爭罪責條款，當時的臨時政府明知其非，但受迫於戰勝國的巨大軍事壓力而不得不於和約上簽字，威瑪制憲國大於激烈辯論後亦予以追認。和約內容公佈後，輿論在未明詳情下為之譁然，咸認為賣國和約，臨時政府及制憲國大的聲譽大損，主其事的威瑪聯盟自然亦無法置身事外，於歷次選戰中均須與此一賣國形象奮戰。無論如何，社會民主黨至少在共和國初建時期得以主導國政的運行，直至1925年為止，黨魁亞伯特均擔任聯邦總統一職，內閣成員亦多出自該黨。此為該黨自1863年建黨、俾斯麥時期遭到反社會主義法長期壓制、十九世紀末期起取得新興工人階級穩定支持、二十世紀初期德皇威廉二世個人政府獨斷治國以來未有之機會。惟社會民主黨於此一時期為治理國務之便，與普德軍官團及職業文官等舊帝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密切合作，亦始終為該黨在歷史評價上極具爭議性之話題。
延伸閱讀：
一場完成一半的革命
Weimarer Nationalversammlung / 威瑪制憲國民大會：遲到七十年的晚班車
原名：工人、市民、農民與士兵們
作者：César Klein (1876-1954)
年代：1919
尺寸：65 x 95 cm
內文：所有德國的工人、市民、農民與士兵們，聯合在國民大會之下！
1918年11月革命爆發後，德皇威廉二世被迫流亡荷蘭，社會民主黨及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組成臨時政府接掌國政，德國的國家體制就此從帝制過渡到共和。但對於未來的政府體制，革命陣營本身產生了歧見，俄羅斯模式的蘇維埃政權，或是西歐模式的議會民主政府？後者在爭辯中成為主流意見，臨時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以建構議會民主憲法的提案，並得到工人士兵蘇維埃全國會議的支持。藉由召開國民大會的方式行使制憲權，擬訂適用於全德國的憲法，有其聯結1848年法蘭克福制憲國民大會的象徵性意義。該次大會因各君主國的強烈抗拒而以失敗收場，但這次再也無任何反動君主橫亙於前，國民主權於1919年終於成為決定憲法走向的最高意志。
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於1919年1月19日舉行，所有成年男女均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該次大選共選出421名代表，其中37名為女性。在席次分配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德國民主黨等三個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相對溫和的「中間政黨」依次占有37,9%、19,7%、18,6%，總計約75%的絕對優勢而得以主導議事的進行。為迴避首都柏林的政治騷亂，國民大會於2月6日改在「文化首都」威瑪開議，威瑪制憲國民大會及威瑪憲法之名即由此而來，該會至7月31日通過憲法草案，9月30日返回柏林，並於隔年5月21日正式解散。這段期間內該會除行使制憲權外，同時亦具備臨時國會之性質，因此曾議決若干租稅法的法律案並追認凡爾賽和約。儘管在議事過程中各方對於憲法具體內容曾存在嚴重歧見，但該大會最終仍能成功議決一符合憲政潮流的進步憲法典，實現先賢們70年前為德意志民族建構一民主憲政統一國家的遼遠夢想。1933年的悲劇，至少在這個時點上是全然沒有道理預言其存在的。
後記：
這個系列是我的新嘗試，不過點子是從文革小兵那邊來的。原本只是想在網路上找一些漂亮圖片，搭配自己寫的零碎扎記，沒想到後來找到一大堆威瑪時期的政治宣傳材料，才想到以這些政治文宣為主，反而是比較有發展性的寫法，而且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好像多少有點裝飾效果，為這個部落格帶來不少吾友Y君一再指陳嚴重欠奉的生氣。
Preußenschlag/ 接管普魯士事件：結局的開始
普魯士紅色沙皇Otto Braun的競選海報，背景中人為首任聯邦總統亞伯特
接管普魯士事件，又可被稱為普魯士政變，發生於1932年年中，前後歷時數月。事件始於7月20日，聯邦專員於該日全面接管普魯士邦政府，普魯士邦所享有的行政權力乃轉由聯邦執掌，而後聯邦國事法院又以判決予以肯認。對於威瑪共和的結束時點，通說均定於希特勒獲得聯邦總理任命之日，亦即1933年1月30日；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共和國的命運早於1932年7月20日起即已注定無可挽回。理由在於，威瑪憲法所律定的聯邦共和國結構於本案後遭到決定性的削弱，使稍後數年國社黨所進行的集權化「改造」變
得更加容易。
從1920年以降直至1932年，SPD、Zentrum、DDP等三個所謂的「威瑪聯盟」政黨長期在邦議會享有優勢並得以組成政府，該邦總理乃持續由SPD籍的Otto Braun出任，Otto Braun更因此享有「普魯士的紅色沙皇」稱號。但在1932年4月的邦議會選舉中，「威瑪聯盟」喪失其在邦議會中的多數，Braun政府自此僅能在邦議會解決歧見組成新政府前扮演看守政府的角色。不過以興登堡總統及巴本總理為首的聯邦政府不願繼續等待，考量到普魯士在整體聯邦結構中的獨大地位，其亟欲一勞永逸地就此解決普魯士這個「左派的最後堡壘」。興登堡總統乃於7月14日以威瑪憲法第48條第1項及第2項(附註)為據，簽署一未註明日期的緊急命令交由巴本見機行事，命令中載明：為重建普魯士邦的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任命巴本為聯邦專員接管普魯士邦政府，巴本有權解任現任邦政府成員並任命其他聯邦專員執掌各部會。
時至7月17日，於普魯士境內的Altona爆發德國共產黨與國社黨的街頭武鬥，是役中15人喪命，史稱「Altona的血腥星期天」。巴本見時機成熟，乃即刻端出興登堡簽發的空白支票，認定普魯士邦政府既無能力亦無意願維持該邦的公共秩序，故「依法」解除邦總理、邦內政部長、邦財政部長、柏林警察局正副局長等關鍵機關首長的職務，並以聯邦專員入替。「威瑪聯盟」面對此一政治奇襲，因外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並未採取如總罷工等激烈行動回應，反而尋求司法管道的救濟途徑。其乃與巴登、巴伐利亞兩邦聯名訴請聯邦國事法院裁判，該法院於10月25日對本案作成判決，透過一極其迂迴曲折的論證過程肯認是一緊急命令的合憲性，該判決亦因此成為德國憲法史上聚訟盈庭的公案。無論如何，本案判決在國家法上開啟一政治人物透過僅具形式合法性的政治行動，架空憲法實質結構的先例；在政治上則使右派力量得以入駐在聯邦中舉足輕重的普魯士邦，並在該邦公職中遂行排除異己的政治清洗行動。凡此種種，奏響了共和國的最後樂章，並為國社黨「革命」掃除了障礙。稱此一事件為威瑪共和結局的開始，誠非虛言。
附註：
威瑪憲法第48條第1項：「當各邦不履行其依本憲法或聯邦法律所課予之義務時，聯邦總統得基於軍事力量之協助促其履行」，第48條第2項：「當德意志國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明顯遭到干擾或危害時，聯邦總統得採取重建此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所必要之措施，軍事力量之協助亦包括在內；為重建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本憲法第114、115、117、118、123、124條所定之基本權利得暫時凍結其適用」。
資料出處：
Preußenschlag
後記：
「Reich」一詞在漢語裡通常直譯為帝國，不過這樣的譯法是不確的，特別是用在威瑪共和的專有名詞上更突顯其強烈的違和感，如「Reichspräsident」譯為帝國總統就是很可笑的，某部落格的這篇文章：「帝國」在哪裡？，就把Reich的原意講得很清楚。簡單來講，「Deutsches Reich」可說是某種民族情緒的投射結果，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統治的區域」，與國體或政體沒有必然的關聯，故其可以是議會民主、民主集中、立憲君主、專制君主或其他任何人類所能發明出來的統治方式。所以，在對以Reich組成的複合字作相對應漢譯的時候，應當考量該名詞所存在的具體時空脈絡，如1871年到1918年間的Reichstag確實可以譯為帝國議會，但1919年到1933年的Reichstag，跟現在的Bundestag一樣譯為聯邦議會卻是相對較為理想的。此理可類推至他處，Reichspräsident可譯為聯邦總統，Reichsgerichtshof可譯為聯邦法院，餘此均同。
Saturday, August 11, 2007
Dolchstoßlegende / 背後一刀說：右派的濠洨
「背後一刀說」是由原德軍高層於一次大戰結束後編造出來的陰謀論，用以解釋德意志帝國敗戰的原因。根據該理論，德軍在正面戰場上並未打敗仗，協約國軍至終戰為止始終未能突破戰線，相反地，是所謂的「國內戰場」自亂陣腳，特別是左派的居中搞鬼及扯後腿，才釀成1919的「十一月革命」，進而拖累德軍，結果使德國走上屈辱的凡爾賽之路。凡此種種，均有如在「戰士背後刺上一刀」，該陰謀論乃由此得名。
為了掩蓋自己在戰爭指導上的諸多錯誤，自戰爭中期起形同實質上軍事獨裁者的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在其回憶錄中首創此說，該說稍後並獲得諸多德軍將領的認可，包括因坦能堡大捷而享有盛名的興登堡元帥。德國軍人普遍支持此說，有兩原因，一來出於普德光榮軍事傳統的面子問題；二來德軍戰線的確在「外表上」維持完整，協約國軍似乎未能越雷池一步。然而在實質上，德軍於1918年10月底已宛如風中殘燭，協約國軍的再一次重擊即有極大可能徹底撕裂德軍戰線，魯登道夫及興登堡亦明知此事，方有逼迫德皇威廉二世遜位流亡之舉，不過在一般德國人民的眼中，德軍確實是以嚴整秩序自法國、比利時前線撤軍回國，毫無敗軍之象，更而加深「背後一刀說」的可信度。此可堪稱該陰謀論於威瑪共和國時期，獲得民間廣泛認同的重要心理背景。
因此此說除用以推卸軍部高層敗戰責任外，亦於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思念舊帝國榮光的各保守派政黨，以及致力於法西斯式政治社會革命的新興納粹黨，均視之為文宣利器，猛力攻詰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左派陣營，而其終極打擊目標，即是誕生於十一月革命、以西方式議會民主為基礎的威瑪共和國。共和國於1933年的崩壞，歸結其原因，不可不慮及此一虎爛理論的災難性影響力。
Kurfürst / 選帝侯：造王者
七大選帝侯於1308年選出盧森堡侯爵海因里希為德意志國王，其後並於1312年加冕為皇帝海因里希七世。由各選帝侯上方紋章可識別其身分，由左至右分別為：科隆大主教、邁因茲大主教、特里爾大主教、法爾茨伯爵Kurfürst / 選帝侯：造王者薩克森公爵、布蘭登堡侯爵、波希米亞國王
在中世紀與近代早期，選任皇帝的選侯團由這七個諸侯組成，三神職，四世俗。選侯團的組成後來經過三次擴充，前二次均出現在17世紀，並均帶有濃厚的酬庸性質；1623年納入巴伐利亞公爵，為皇帝弗利德利西五世對其於三十年戰爭中提供協助的對價；1692年納入漢諾瓦公爵，為皇帝李奧波德一世對其於法爾茨繼承戰爭中提供協助的對價。第二次擴充在若干年後，還附帶產生一個有趣的結果：由於漢諾瓦公爵喬治一世於1714年繼任為英國國王，使得此後的英國國王均享有選舉德意志國王的權利！
第三次的變動則是為了因應萊因河左岸被併入法蘭西帝國的全新形勢，在1803年的帝國代表大會中，科隆、特里爾、法爾茨的選侯權遭到廢除，邁因茲的選侯權移轉與雷根斯堡主教；此外，另有四個諸侯獲得選侯權，分別是：薩爾茲堡公爵、符騰堡公爵、巴登侯爵、黑森-卡塞爾伯爵，但因為神聖羅馬帝國隨即於1806年解散，此一新選侯團從未有機會行使其選舉權，在舊帝國瓦解後，選帝侯雖已無實質意義可言，但仍有部分諸侯以其為榮譽銜而予保留，如黑森選帝侯。
選侯團的制度成因可追溯至中古早期東法蘭克王國時期頻仍的朝代更易，這種「選舉君主制」並持續傳承至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即便現任皇帝欲透過世襲將帝位傳予親族，亦須得到選侯團的同意始屬合法。早期的選侯團包括全部的帝國諸侯，後來則縮減到原來事先進行預選程序的七選侯，此七選侯須為帝國中除皇帝外最為「尊貴」的諸侯，與其本身政治實力無直接相關，如法爾茨伯爵即因其領地位處法蘭克王國舊地而得以榮膺選侯。三位神職選帝侯的入列，又與1197年皇帝海因里希六世過世後的帝位繼承紛爭有關，教皇英諾森三世在此次紛爭中以裁決者的角色出現，並於1198年成功使得往後的皇帝選任，均須得到三位萊因區大主教的支持始為合法。換言之，羅馬教皇藉此並得以永久保有其對皇帝選任的間接影響力，選侯團制度發展至14世紀初期，羅馬教皇僅得追認選舉結果後，大主教的參與乃更形重要。
整個選侯團制度直至1356年金劵誓書制訂前，原則上均以習慣法的形態存在，此後則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得到明文保障，並對德意志地區的政治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資料出處：Kurfürst
Goldene Bulle / 金券誓書：舊帝國的基本法
「金券誓書」為神聖羅馬帝國最重要的憲法文件，自1356年起施行，並持續適用至1806年帝國瓦解為止，其規範內容雖有革新之處，然大多係將11世紀以來不成文的政治實踐及慣例予以法典化，以求透過明確的法律形式，律定帝國的基本政治秩序。其中大者，包括皇帝的選任程序及各個選候國所享有的領土主權。全法共三十一章，第一章至第二十三章1356年1月制訂於紐倫堡，第二十四章至第三十一章則於同年12月於麥茲完成補訂，故有紐倫堡典章及麥茲典章之名。此外，該法典並以黃金製成封臘，是以又有「黃金詔書」或「金券誓書」之逸名。
「金券誓書」之催生者為皇帝卡爾四世，其於紐倫堡召開大會，遍邀帝國全境諸候與會，以圖建立一穩定的政治架構，特別是在制度上消弭履次引發各國紛爭的帝位繼承問題，故於該法中明文規定皇帝的選任程序。
先由七大選帝候於法蘭克福以多數決選出「德意志國王」後，再由教宗於亞琛加冕，在形式上授與「羅馬人的皇帝」之名。然而卡爾四世的另一企圖：強化帝國中央於鑄幣、關稅等事務的實權，則未獲得大會接納；相對地，各選候國的領土主權反而在「金券誓書」中獲得明確保障，諸如選帝候的人身豁免權、立法權、鑄幣權、關稅權、司法權等等，該等規定賦與各選候國及地方諸候高度的自主發展空間。此一「領土化」的政治架構於其後數百年間持續發展，並於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中再次獲得明文確認，「神聖羅馬帝國」的中央皇權至此名存實亡，帝國僅是由各自獨立的數百個封建邦國組成的鬆散結合體，最終造成德意志地區無法如同英法等國一般，締造一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遂行治理。德意志地區遲至1871年始完成民族國家的統一，以及今日共和國的聯邦架構，考其原因，均可追溯至「金券誓書」帶來的深遠影響。
褐色法學者－Theodor Maunz其人
Theodor Maunz(1901-1993)
德國公法學重鎮，育人無數，著作等身，治學經歷橫跨納粹時期與聯邦共和國時期，其與Günter Dürig合作撰述之「德國國家法」、「波昂基本法註釋書」二書，自1950年代以來，均屬識者欲一窺該國憲法堂奧之標準著作。
1935年至1945年間，氏任職於弗萊堡大學，研究重點為納粹黨國體制下警察機關之法律地位，如何合理建構納粹黨國體制之法正當性基礎，乃氏於此時之終極學術關懷，故與Carl Schmidt、Ernst Forsthoff、Karl Larenz等人並肩，均屬獻身納粹政權，為其張目之學院法律人。
戰爭結束後，親身參與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並轉至慕尼黑大學擔任教職，直至退休。1957年至1962年間，擔任巴伐利亞邦文化部長，後因納粹背景曝光被迫辭職，慕尼黑大學期間，氏之學思學行於戰後德國憲法學開展貢獻良多。其弟子Roman Herzog(亦為知名法學者，曾出任聯邦總統一職)即稱氏為：「Maunz為1949年後德國最具主導性之憲法學者」。
然氏於1993年謝世後，德國極右翼報紙「德意志民族報」特刊出專文悼念，文中指出，氏曾長期於該報以化名發表評論，此點稍後獲得證實，故氏於戰後除闡述德國基本法精義之宏業外，同時亦透過「地下工作」，厚實極右翼再興之理論土壤，至此乃大白於世。
※以上資訊摘錄自德文維基，並作有若干修改
德國公法學重鎮，育人無數，著作等身，治學經歷橫跨納粹時期與聯邦共和國時期，其與Günter Dürig合作撰述之「德國國家法」、「波昂基本法註釋書」二書，自1950年代以來，均屬識者欲一窺該國憲法堂奧之標準著作。
1935年至1945年間，氏任職於弗萊堡大學，研究重點為納粹黨國體制下警察機關之法律地位，如何合理建構納粹黨國體制之法正當性基礎，乃氏於此時之終極學術關懷，故與Carl Schmidt、Ernst Forsthoff、Karl Larenz等人並肩，均屬獻身納粹政權，為其張目之學院法律人。
戰爭結束後，親身參與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並轉至慕尼黑大學擔任教職，直至退休。1957年至1962年間，擔任巴伐利亞邦文化部長，後因納粹背景曝光被迫辭職，慕尼黑大學期間，氏之學思學行於戰後德國憲法學開展貢獻良多。其弟子Roman Herzog(亦為知名法學者，曾出任聯邦總統一職)即稱氏為：「Maunz為1949年後德國最具主導性之憲法學者」。
然氏於1993年謝世後，德國極右翼報紙「德意志民族報」特刊出專文悼念，文中指出，氏曾長期於該報以化名發表評論，此點稍後獲得證實，故氏於戰後除闡述德國基本法精義之宏業外，同時亦透過「地下工作」，厚實極右翼再興之理論土壤，至此乃大白於世。
※以上資訊摘錄自德文維基，並作有若干修改
Friday, August 10, 2007
以今非古之必要
在談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時，蔣幫國民黨常常丟出下面三種論證：其一，人要往前看，往後看是退步的，會引發族群衝突；其二，拚經濟最重要，其他價值都必然與其衝突亦無法並行；其三，不可以今非古，吾人應對蔣幫國民黨當年所作所為抱持「同情性的理解」
前兩個論證可笑的程度與馬甜甜說他的青春鐵馬行沒穿內褲一樣，不值一駁；倒是第三個論證乍聽之下頗有道理，換個方式來陳述就是：在歷史敍事層次外的歷史評價，可以容許以今非古嗎？
我想引一段文字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段文字出自Werner Frotscher和Bodo Pieroth兩位先生所著的憲法史教科書，在該書導論中他們有力地說明了歷史評價(至少在憲法史上)是如何可能容許以今非古的：
－－－－
「但所有歷史－即便對想純然忠誠描述過去發生過什麼事的最客觀歷史學家而言－總是一種當代史，亦即從現在的觀點出發的歷史」
Hermann Heller, 國家學, 1970, 頁28
憲法史與憲法
在憲法史與現行憲法間存在緊密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來自於這兩者的同一投射對象。兩個學門都與「作為共同體基本法秩序」的憲法有關，特別是國家權力的組織、個別國家機關間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其人民的關係。憲法史要問的是，這些關係在過去的年代是如何「律定」下來的，這就涉及到這種「規律」的歷史。
然而當憲法史彷彿呈現的是「過去的憲法」，則由此必然可導出某種內容上的關聯性。對於現行法來說舉足輕重的諸多法概念都是「在時光中」發展出來的，這些法概念絕大多數無法與其歷史(或者說：憲法史)切割。如果我們想想那些對於現代憲政國家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法概念，諸如法治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地方自治的保障、社會國、憲法法院建制等等，則此等當代概念建構的「歷史－政治制約性」就變得更加明顯。如果我們不把考察範圍限縮在現行法的核心規定，則這個表列隨歷史而生的法原則及法制度的名單甚至還可以再行任意擴充。
從此一當代憲法秩序的歷史關聯性當中，可導出憲法史對於當代生活的功能和意義：憲法史構成了解釋及理解現行憲法所必然不可缺乏的協助。例如：成文憲法和人民基本權保障的思惟只有放在美國獨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下，方能得到正確的歸類；對於聯邦主義(聯邦國原則)的細部建構，把目光「向後」投射到德意志邦聯與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憲政關係，與進行當代的比較法研究一樣重要；基本法第30條與第70條以下關於聯邦與邦權限的規定，可以直接連結到1871年帝國憲法中的權限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也再三要求，理解當代地方自治行政的本質時，「地方自治行政的歷史發展及不同歷史形式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考量」。
前述最後一個例子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憲法史經常也包含一部分的行政史。共同體的基本法秩序作為原則上的指引，自然包含國家行政權力的組織方式。就此而言，確實值得提出如下的疑問：憲法史與行政史是否可以如此涇渭分明的切割？或者行政史不如說就是憲法史廣義理解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書就此僅把行政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問題納入考察，而不去對其作一完整的說明。
「從現在觀點出發」的憲法史
憲法史和現行憲法秩序的緊密關聯，同時也確定了本書接下來論述的方法視角。如Hermann Heller那段話所清楚指出的，憲法史會被進一步理解為一種「當代史」並因此「從現在的觀點」出發。這樣一種視角對於一般的歷史學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主義的古典歷史理論」(該說於今日仍以某種修正形式或現代形式據有顯著性的地位)主張，從過去的、當時的觀點出發，「僅僅在當時時空條件的框架下」嘗試理解那時候的事，那時候的人。依歷史主義的主張，任何時代都必須基於其獨特性予以評價，所以任何比較性的、涉及到其他國家與其他時代的標準都不應拿來作為評價的基準。
在本書中沒有必要與歷史主義的相關論點作基礎性的對話，因為我們正是要從憲法史與現行法的緊密關聯性中導出考察的對象和重點。憲法史要向現代憲政國家的形成過程保持開放，而現代憲政國家在本質上正是由成文憲法、國民主權的肯認、法治國的權力分立與權力限制、基本人權與公民權利的保障等等所形塑的。憲法史的目光必須要投向這些法原則的動態發展過程；拘限於特定時代的靜態觀察，對於憲法史的考察是無法提供任何幫助的。
如果我們要從現在的觀點出發考察憲法史，則必然要從現在的觀點導出最優先的目標設定、提問及其評價，尤其是西歐憲政國家(在普遍性層次上)和德國基本法規範的憲法秩序(在特殊性層次上)。例如，關於民主原則的早期發展，往往會賦與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德國早期制憲主義特別重要的意涵，但與其相對立的發展和事件則往往會從現在的觀點出發賦與負面評價。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源起於開明專制時期的若干法治國準則，及就此扮演干擾性角色的君主權力。基本權的動態發展史就此亦不例外。因此，憲法史的考察不可能以價值中立的、全然「客觀」的方式來進行。相信「考察者越能秉持超然局外的精神面對其考察對象」，則其憲法史上的考察業績也就越加亮眼，當然是一種錯誤。
這樣一種開放憲法史「先理解」的方法，有可能在兩個層次上遭到誤解。其一，濫用憲法史作為特定政治及意識形態立場的純粹工具，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描述所曾做過的，不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加以正當化。從現代憲政國家觀點出發的解說，需要對相關歷史事實和材料為一精準的、儘可能完整的、符合學術規範的整理消化。其二，援引當代憲法及基本法的準則作為憲法史解說的基礎，並不包含對這些憲法原則和德國的憲政實際為一全無批判的承接。本書兩名作者在個別論文中都曾對現行憲法的缺失疏漏提出批判，但兩名作者同時也認為，民主、法治國、社會國、基本權保障、憲法法院及行政法院建制等等憲法原則本身就代表著憲法史上的進步價值。
基本法不僅僅是作為本書相關闡述的背景知識，其所含規定也將儘可能地作為比較規範來援引，並與其歷史上的先行者或「伴隨者」為一對比後予以說明。就這點來說，本書與其他業已出版的憲法史著作存在架構上的區別。換言之，本書將自己理解為當代公法的歷史性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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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論證可笑的程度與馬甜甜說他的青春鐵馬行沒穿內褲一樣，不值一駁；倒是第三個論證乍聽之下頗有道理，換個方式來陳述就是：在歷史敍事層次外的歷史評價，可以容許以今非古嗎？
我想引一段文字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段文字出自Werner Frotscher和Bodo Pieroth兩位先生所著的憲法史教科書，在該書導論中他們有力地說明了歷史評價(至少在憲法史上)是如何可能容許以今非古的：
－－－－
「但所有歷史－即便對想純然忠誠描述過去發生過什麼事的最客觀歷史學家而言－總是一種當代史，亦即從現在的觀點出發的歷史」
Hermann Heller, 國家學, 1970, 頁28
憲法史與憲法
在憲法史與現行憲法間存在緊密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來自於這兩者的同一投射對象。兩個學門都與「作為共同體基本法秩序」的憲法有關，特別是國家權力的組織、個別國家機關間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其人民的關係。憲法史要問的是，這些關係在過去的年代是如何「律定」下來的，這就涉及到這種「規律」的歷史。
然而當憲法史彷彿呈現的是「過去的憲法」，則由此必然可導出某種內容上的關聯性。對於現行法來說舉足輕重的諸多法概念都是「在時光中」發展出來的，這些法概念絕大多數無法與其歷史(或者說：憲法史)切割。如果我們想想那些對於現代憲政國家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法概念，諸如法治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地方自治的保障、社會國、憲法法院建制等等，則此等當代概念建構的「歷史－政治制約性」就變得更加明顯。如果我們不把考察範圍限縮在現行法的核心規定，則這個表列隨歷史而生的法原則及法制度的名單甚至還可以再行任意擴充。
從此一當代憲法秩序的歷史關聯性當中，可導出憲法史對於當代生活的功能和意義：憲法史構成了解釋及理解現行憲法所必然不可缺乏的協助。例如：成文憲法和人民基本權保障的思惟只有放在美國獨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下，方能得到正確的歸類；對於聯邦主義(聯邦國原則)的細部建構，把目光「向後」投射到德意志邦聯與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憲政關係，與進行當代的比較法研究一樣重要；基本法第30條與第70條以下關於聯邦與邦權限的規定，可以直接連結到1871年帝國憲法中的權限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也再三要求，理解當代地方自治行政的本質時，「地方自治行政的歷史發展及不同歷史形式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考量」。
前述最後一個例子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憲法史經常也包含一部分的行政史。共同體的基本法秩序作為原則上的指引，自然包含國家行政權力的組織方式。就此而言，確實值得提出如下的疑問：憲法史與行政史是否可以如此涇渭分明的切割？或者行政史不如說就是憲法史廣義理解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書就此僅把行政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問題納入考察，而不去對其作一完整的說明。
「從現在觀點出發」的憲法史
憲法史和現行憲法秩序的緊密關聯，同時也確定了本書接下來論述的方法視角。如Hermann Heller那段話所清楚指出的，憲法史會被進一步理解為一種「當代史」並因此「從現在的觀點」出發。這樣一種視角對於一般的歷史學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主義的古典歷史理論」(該說於今日仍以某種修正形式或現代形式據有顯著性的地位)主張，從過去的、當時的觀點出發，「僅僅在當時時空條件的框架下」嘗試理解那時候的事，那時候的人。依歷史主義的主張，任何時代都必須基於其獨特性予以評價，所以任何比較性的、涉及到其他國家與其他時代的標準都不應拿來作為評價的基準。
在本書中沒有必要與歷史主義的相關論點作基礎性的對話，因為我們正是要從憲法史與現行法的緊密關聯性中導出考察的對象和重點。憲法史要向現代憲政國家的形成過程保持開放，而現代憲政國家在本質上正是由成文憲法、國民主權的肯認、法治國的權力分立與權力限制、基本人權與公民權利的保障等等所形塑的。憲法史的目光必須要投向這些法原則的動態發展過程；拘限於特定時代的靜態觀察，對於憲法史的考察是無法提供任何幫助的。
如果我們要從現在的觀點出發考察憲法史，則必然要從現在的觀點導出最優先的目標設定、提問及其評價，尤其是西歐憲政國家(在普遍性層次上)和德國基本法規範的憲法秩序(在特殊性層次上)。例如，關於民主原則的早期發展，往往會賦與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德國早期制憲主義特別重要的意涵，但與其相對立的發展和事件則往往會從現在的觀點出發賦與負面評價。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源起於開明專制時期的若干法治國準則，及就此扮演干擾性角色的君主權力。基本權的動態發展史就此亦不例外。因此，憲法史的考察不可能以價值中立的、全然「客觀」的方式來進行。相信「考察者越能秉持超然局外的精神面對其考察對象」，則其憲法史上的考察業績也就越加亮眼，當然是一種錯誤。
這樣一種開放憲法史「先理解」的方法，有可能在兩個層次上遭到誤解。其一，濫用憲法史作為特定政治及意識形態立場的純粹工具，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描述所曾做過的，不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加以正當化。從現代憲政國家觀點出發的解說，需要對相關歷史事實和材料為一精準的、儘可能完整的、符合學術規範的整理消化。其二，援引當代憲法及基本法的準則作為憲法史解說的基礎，並不包含對這些憲法原則和德國的憲政實際為一全無批判的承接。本書兩名作者在個別論文中都曾對現行憲法的缺失疏漏提出批判，但兩名作者同時也認為，民主、法治國、社會國、基本權保障、憲法法院及行政法院建制等等憲法原則本身就代表著憲法史上的進步價值。
基本法不僅僅是作為本書相關闡述的背景知識，其所含規定也將儘可能地作為比較規範來援引，並與其歷史上的先行者或「伴隨者」為一對比後予以說明。就這點來說，本書與其他業已出版的憲法史著作存在架構上的區別。換言之，本書將自己理解為當代公法的歷史性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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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lleis談Maunz事件(下)
II.
一直到1993年9月24日及10月8日為止，Maunz的畢生事業可以適當地被評價為：曾經是機會主義者，不過整體來說其在公法學的發展上有不容置疑的主導性，在治學上極其勤勉，在為人師表上天分洋溢，伴隨著數十年來為議會民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的學術傾向被定性為光譜上的「保守中間陣營」，然而這一切在這兩天之後看來都完全不一樣了。
激進右翼「德意志民族聯盟」領導人Gerhard Frey所擁有的「德意志民族報」(DNZ)連續以報導揭露，二十五年以來Maunz都是Gerhard Frey「無可比擬的陪伴者」和「關鍵的諮詢者」，為該報寫過上百篇的匿名文章，為德意志民族聯盟政綱的擬訂提供建言，持續擔任該聯盟關於政黨法、庇護法、馬斯垂克條約、DNZ寄送爭議等議題的專業鑑定人。「橫跨整個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Maunz教授和Frey博士在每個星期－通常在星期一－都有為時一個小時之長，針對重大政治和法律問題的對話」(DNZ1993年9月24日報導)。第一公共電視台(ARD)的新聞節目「廣角鏡」著手調查這整件事，並請Rubert Scholz與Roman Herzog對此發表意見。各大報也接著有所反應(包括時代報、明鏡周刊、南德日報，當然法蘭克福匯報只在角落以特稿處理)。沒有人認真質疑Frey所言的核心事實。Frey會把他跟最知名的基本法註釋者的親密關係暴露在陽光底下，所為何來是很明白的。DNZ和德意志民族聯盟要讓大家看看，「德國最偉大的法學者」(DNZ語)與「絕對的民主主義者」(Scholz語)這麼多年來都是跟他們激進右翼站在一起的。對Maunz的門生們來說，當中包括Maunz 女婿又身為聯邦財務法院院長的Franz Klein、助理、升等論文撰寫者、博士生等等，這一切自然是痛苦無比的。這些人的狼狽和尷尬，並無法擋住Frey博士，他不是那種會考慮情感的人。他的算計就是要把極右翼和保守中間陣營的界限系統性地抺滅。Maunz過去的巨大成就，在他的盤算中宛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如果新納粹展現出他們也可以成功闖入德國國家法學學術社群的前院，則新納粹陣營會變得比較受人尊敬。
對於Maunz與Frey這種共生現象的解讀，擺蕩在正反兩極之間。Scholz就以為，Maunz「沒有說不的可能」，這位老先生「某種程度上不如說是被利用了」，因為發行右翼激進書籍、唱片、影帶而致富的Frey很有可能也是以高價購得Maunz在諮詢和撰文上的服務，此外Frey曾經指責Maunz 於1964年遭到解職是左派的文宣攻勢，這點也讓Maunz得到很大的心靈安慰。
這樣的解讀在個別上，或者全部加起來可能是說得通的，不過令人感興趣的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主張，這件事涉及到一種從1933年開始、期間沒有任何中斷的右翼激進思惟的連續性。這樣的解讀實質上是太過簡化了。如果將Maunnz的所作所為－在前後不同政權的交替下－置於他想要最佳化個人生活條件和影響條件的脈絡下觀察，才更能理解Maunz作為一個法律人，可以歸類於什麼類型。在威瑪共和末期，當理性的共和主義者和法治國的支持者仍然屬於學者的行為典範，則他就是理性共和主義者和法治國支持者；一但當行為典範轉變，他就變成納粹的同路人；接下來他又成為以自然法思想為點綴的法實證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Maunz就宛如變色龍一樣，具有隨著週遭環境的改變，隨時調整身上顏色的本領。有人認為，Maunz在DNZ上匿名發表的文章，代表他內心深處的真正見解。他以匿名寫作，而身為退休者，他本來是沒有任何壓力要再繼續順著別人的想法表達意見的。在這種狀況下，他仍然在保密狀態下發表意見，與其說是支持殘存的納粹意識，不如說是他精確地察覺到，到底一個人是如何地為公眾和同儕所過度要求。他對於禁忌話題的無比嗅覺，讓他同時懼於衝突。在這點上， Maunz可說是始終如一的：在納粹時代，「祕密」參與禮拜天彌撒；在聯邦共和國時代，則「祕密」與右翼激進份子聚會。雙重生活，作為一種資源最佳化的策略。
對於德國國家法學來說，除了這整件事令人倒胃口的地方外，還有什麼地方存在著道德問題？對我而言，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於Maunz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反而存在於作為一個學術社群的國家法學界。納粹過往從來不曾在德國國家法學者年會中得到討論，也從來也不被覺得有討論價值。在這些歷史經驗的背景前，公法學者作為教學者、研究者、專業鑑定者和訴訟代理人，負有什麼責任，確確實實是個該討論的議題。不過，沒有任何一個年會主席膽敢冒打開潘朵拉盒子的險，就像靈敏的耳朵可以聽到一段距離外的細聲一樣。所以，若有所思的沈默又再次籠罩著整個公法學社群。
一直到1993年9月24日及10月8日為止，Maunz的畢生事業可以適當地被評價為：曾經是機會主義者，不過整體來說其在公法學的發展上有不容置疑的主導性，在治學上極其勤勉，在為人師表上天分洋溢，伴隨著數十年來為議會民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的學術傾向被定性為光譜上的「保守中間陣營」，然而這一切在這兩天之後看來都完全不一樣了。
激進右翼「德意志民族聯盟」領導人Gerhard Frey所擁有的「德意志民族報」(DNZ)連續以報導揭露，二十五年以來Maunz都是Gerhard Frey「無可比擬的陪伴者」和「關鍵的諮詢者」，為該報寫過上百篇的匿名文章，為德意志民族聯盟政綱的擬訂提供建言，持續擔任該聯盟關於政黨法、庇護法、馬斯垂克條約、DNZ寄送爭議等議題的專業鑑定人。「橫跨整個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Maunz教授和Frey博士在每個星期－通常在星期一－都有為時一個小時之長，針對重大政治和法律問題的對話」(DNZ1993年9月24日報導)。第一公共電視台(ARD)的新聞節目「廣角鏡」著手調查這整件事，並請Rubert Scholz與Roman Herzog對此發表意見。各大報也接著有所反應(包括時代報、明鏡周刊、南德日報，當然法蘭克福匯報只在角落以特稿處理)。沒有人認真質疑Frey所言的核心事實。Frey會把他跟最知名的基本法註釋者的親密關係暴露在陽光底下，所為何來是很明白的。DNZ和德意志民族聯盟要讓大家看看，「德國最偉大的法學者」(DNZ語)與「絕對的民主主義者」(Scholz語)這麼多年來都是跟他們激進右翼站在一起的。對Maunz的門生們來說，當中包括Maunz 女婿又身為聯邦財務法院院長的Franz Klein、助理、升等論文撰寫者、博士生等等，這一切自然是痛苦無比的。這些人的狼狽和尷尬，並無法擋住Frey博士，他不是那種會考慮情感的人。他的算計就是要把極右翼和保守中間陣營的界限系統性地抺滅。Maunz過去的巨大成就，在他的盤算中宛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如果新納粹展現出他們也可以成功闖入德國國家法學學術社群的前院，則新納粹陣營會變得比較受人尊敬。
對於Maunz與Frey這種共生現象的解讀，擺蕩在正反兩極之間。Scholz就以為，Maunz「沒有說不的可能」，這位老先生「某種程度上不如說是被利用了」，因為發行右翼激進書籍、唱片、影帶而致富的Frey很有可能也是以高價購得Maunz在諮詢和撰文上的服務，此外Frey曾經指責Maunz 於1964年遭到解職是左派的文宣攻勢，這點也讓Maunz得到很大的心靈安慰。
這樣的解讀在個別上，或者全部加起來可能是說得通的，不過令人感興趣的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主張，這件事涉及到一種從1933年開始、期間沒有任何中斷的右翼激進思惟的連續性。這樣的解讀實質上是太過簡化了。如果將Maunnz的所作所為－在前後不同政權的交替下－置於他想要最佳化個人生活條件和影響條件的脈絡下觀察，才更能理解Maunz作為一個法律人，可以歸類於什麼類型。在威瑪共和末期，當理性的共和主義者和法治國的支持者仍然屬於學者的行為典範，則他就是理性共和主義者和法治國支持者；一但當行為典範轉變，他就變成納粹的同路人；接下來他又成為以自然法思想為點綴的法實證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Maunz就宛如變色龍一樣，具有隨著週遭環境的改變，隨時調整身上顏色的本領。有人認為，Maunz在DNZ上匿名發表的文章，代表他內心深處的真正見解。他以匿名寫作，而身為退休者，他本來是沒有任何壓力要再繼續順著別人的想法表達意見的。在這種狀況下，他仍然在保密狀態下發表意見，與其說是支持殘存的納粹意識，不如說是他精確地察覺到，到底一個人是如何地為公眾和同儕所過度要求。他對於禁忌話題的無比嗅覺，讓他同時懼於衝突。在這點上， Maunz可說是始終如一的：在納粹時代，「祕密」參與禮拜天彌撒；在聯邦共和國時代，則「祕密」與右翼激進份子聚會。雙重生活，作為一種資源最佳化的策略。
對於德國國家法學來說，除了這整件事令人倒胃口的地方外，還有什麼地方存在著道德問題？對我而言，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於Maunz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反而存在於作為一個學術社群的國家法學界。納粹過往從來不曾在德國國家法學者年會中得到討論，也從來也不被覺得有討論價值。在這些歷史經驗的背景前，公法學者作為教學者、研究者、專業鑑定者和訴訟代理人，負有什麼責任，確確實實是個該討論的議題。不過，沒有任何一個年會主席膽敢冒打開潘朵拉盒子的險，就像靈敏的耳朵可以聽到一段距離外的細聲一樣。所以，若有所思的沈默又再次籠罩著整個公法學社群。
Stolleis談Maunz事件(上)
針對Maunz事件，Michael Stolleis在1993年4月，曾於期刊「批判司法」(Kritische Justiz)上寫了篇簡短評論，該文原名「Theodor Maunz－一個國家法學者的一生」，之後被收錄在Stolleis於1994年出版的「不法中的法 － 納粹法制史研究」。對這個讓許多人難堪的「醜聞」，Stolleis以公法學思想史研究者的身分，提出了他自己的觀察。
※ Michael Stolleis其人
1974年至2006年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曾任浦朗克歐洲法制史研究所所長，為當代德國法學界治公法史之大家，其代表作「公法史」(1988初版)幾可列入該國法史學經典之林，Stolleis氏並曾以此作，於1991年獲頒向有德國諾貝爾獎別名之萊布尼茲獎
I.
Theodor Maunz(1901-1993)現在終究成為德國國家法學不能不面對的道德困境。那些一部分埋藏在未詳加檢視的過去、一部分被認為已經獲得補救並且看起來得到寛恕的事物，現在又再次以令人難堪的方式重現。
「Maunz事件」本來看起來已經結案。對於這位在1993年9月10日過世、備受愛戴的沉默老者，相關的訃聞都已寫就，當中並無任何讓人驚異之事。大體上來說，觀諸Peter Lerche在1988年C.H.Beck出版社出版的祝壽論文集「一個法律人的肖像」中所作的頌詞，即可知其大概。在這篇頌詞中，Lerche用一種極富技巧性的委婉表達方式，將Maunz這三十年來已為眾人所知的納粹過往輕輕帶過。這麼做當然不漂亮，也說明Lerche並未坦率地撰寫這篇頌詞。不過，無論如何，Maunz當時仍然在世，而且這本來也不是什麼學術作品，只是為「祝壽論文集」所寫的短文罷了。
確實，有著納粹過往的教授並不算鳳毛麟角，這當中沒有人像Maunz一樣因為文化部長的身份而受創如此嚴重。關於他的一切早在1964年就已為人所知，爾後又逐漸為人所淡忘。對於那些當時尚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世代而言，由Gerhard Haney、Konrad Redeker、Hildegard Hamm-Brücher等人所誘發的「Maunz事件」，跟Obländer事件、 Globke事件、Pölnitz事件、奧許維茲審判、艾奇曼審判一樣，都屬於戰後世代的自我發現，也因此成為世代衝突的「佐證」。由這些事件和審判所滋養的，對於官方說法和掩飾的不信任，促成了1968年學運的暴發。
Maunz可說是天生拿來作例證用的：他那部四平八穩的、當然也稍欠啟發性的教科書「德國國家法」，如同福斯金龜車一樣，彷彿聯邦共和國的堅實典範－當然，也像金龜車一樣，其根源可追溯至第三帝國。「Maunz-Dürig基本法註釋書」幾乎可說是新國家的憲政神諭。「教皇Maunz」是慕尼黑大學的一個建制，享有所有公法學的光芒。如Peter Lerche所言，他是「無人可比的教導者，溫和的檢驗者，有著過度的寬容」。良善、誠摯、非凡的勤奮和自我紀律、寛容、貼近現實、不具任何學術偏見，這些優點他通通都有，沒有任何熟識他的人會否認這一點。「到目前為止，其他人所給予Maunz的禮敬，還遠遠比不上Maunz給自己的禮敬」(Lerche 語)。
保持一點距離來看，這樣的確信或許是說得通的，但從學術思想史上來看，在以Maunz為名的數百部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一部是建立在獨立思想上的。我們必須坦白承認，Maunz那些針對現行法而完成的著作，幾乎沒有一部是有原創性的，相反地，只能視為溫和的、避免衝突之通說見解的體現。對於這點，法蘭克福匯報是用一種很微妙的方式指出的：「這些著作的特出處在於一種專注重點、強調實證的簡約性」。我們至少可以注意到，批改學生作業時所表現的「無比寬容」，有拉高上課人數的正面效應。不過，先放下這些疑慮不談，有一件事到不久前為止是沒有爭議的：Maunz固然有著不容否認的納粹過往，但是透過他與民主政體的積極合作，以及無私編訂適於聯邦共和國應用的國家法和行政法，這段往事一直被認為是已經被克服的。我們或許真的可以用一種崇高的聲音說：「他的名字算是德國國家法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法蘭克福匯報)、「我們不可能讚頌今日的公法學，而不同時讚頌Maunz」(Lerche)。
當然，有一些頗具代表性的謎團並沒有得到解答。早在1934年就有評論家注意到，Maunz巧妙地轉變他在1933年還跟Carl Schmidt截然兩立的觀點，以一種極為懊悔的姿態投入Carl Schmidt式的秩序思惟。1932年Maunz還在強烈主張法與政治的分離，而且反對「透過既有權利保障的分解造成個人法律地位的減損」，而今身為大學助教的Maunz正在等待晉升為教授職，並且開始強調法的政治本質，以及領袖意志的絕對性。彷彿為了證明個人對黨路線的絕對忠誠，Maunz在1936 年－儘管其學生Hans Nawiasky早在1933年前就因為猶太人血緣而成為反猶仇恨宣傳的最重要對象－以演說者的身分出席「法學中的猶太種族」研討會，並且在會中闡述「猶太裔行政法學者對於自由法治國教條的危險傾向」。1937年，他終於獲得弗萊堡大學的教授任命。出生於Dachau而且有著行政實務經驗的Maunz很清楚，當他在講堂內以「合法律性」的概念代換「合法性」時，當他宣稱「主觀公權利的終結」，當他將蓋世太保的拘捕措施界定為不受法院審查的高權行為，這些論點實際上意謂著什麼。就在同一時期，他沒有切斷與教會的聯絡，而且在一遠離弗萊堡公眾的黑森林小鎮參與禮拜天彌撒，這看起來算是一種有遠見的自保策略。因為在納粹體制敗亡後，Maunz馬上就可以跳到基社聯盟黨的陣營，作為專業鑑定人為「西南邦」奮戰，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撰述「德國國家法」，最後在 1952年被任命為慕尼黑大學教授。這時候的Maunz一開始只是基社聯盟黨的「陽春黨員」，過不久就被任命為巴伐利亞邦文化部長。Maunz就是如此這般的，重新回到他一開始的出發點，亦即議會民主和法治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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