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去年亞錦賽的截圖,今年WBC的還沒找到,聽說類似的標語還是有的,看到這種東西就想到余杰先生2010年的一篇文章:
我並不是一個認真到了無趣的人,我不會試圖去剝奪别人講笑話的自由。我只是認為,在最能體現現代性的推特上,“攻占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話居然被相當一部分人視為“幽默”和民間社會的活力所在,這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如果没有價值的轉換,僅有技術的進步,中國人根本無法步入真正的文明生活。所謂兩岸中國人同文同種的公式話語,以這次WBC台灣網路鄉民的行徑為準,確實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成立的。
我並不是一個認真到了無趣的人,我不會試圖去剝奪别人講笑話的自由。我只是認為,在最能體現現代性的推特上,“攻占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話居然被相當一部分人視為“幽默”和民間社會的活力所在,這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如果没有價值的轉換,僅有技術的進步,中國人根本無法步入真正的文明生活。所謂兩岸中國人同文同種的公式話語,以這次WBC台灣網路鄉民的行徑為準,確實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成立的。
當時占領軍已經在紐倫堡進行過多次大審,其中一級戰犯早被絞死,許多二級戰犯雖然也將同此下場,但是遲未執行。若伯姆跟納粹的淵源頗深,為了營救命在旦夕的同路人,於是想出了規定廢除死刑的妙計。沒想到不僅社民黨附和,更大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也表態支持,它的黨員裡面不少人也同情納粹,第一○二條自然就通過了。連恩在文章中特別強調,制憲者根本不在乎一般殺人犯的命運,如果不是為了讓那些納粹魔頭脫罪,他們才懶得制訂第一○二條呢。果然,一九四五年五月,基本法通過之後,總理艾德諾立刻就要求美國占領軍指揮官釋放死刑定讞的納粹分子。指揮官聽進了一部分意見,讓某些人犯免除一死,但是其他倒楣的則還是照樣命喪黃泉。

在晚清,帝國轉向民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三種可能影響中國走向的力量:第一種力量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種力量是我們一貫認為比較保守的,甚至有點反動的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派,後來發展為北洋軍閥;第三種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實際上在當時非常重要,以國內的張謇、國外的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 這三種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麼的不同,他們之間好像很難有基本的共識,實際上三派同源,都起源於同一個起點,就是改革或者說改良。無論是革命派的孫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凱、立憲派的張謇、梁啟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起點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們的起點在時間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
(略)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1895出場,無論是張謇、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孫中山。我說“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個源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組織軍隊;一個是鬧革命;一個是或倡導改革,或實業救國,再去推動中國改革。 但是他們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也許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的實力派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個關鍵詞來命名他們的話,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他很功利,很投機,他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要推動中國改革,希望走一條漸進變革的道路,他們所選擇的路徑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之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最大公約數。
(略)
按照這樣的邏輯,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和主張用暴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之間一定找不到共同點。主張漸進變革,穩健推動中國轉型的立憲派張謇和革命派孫中山之間、手裡拿槍的袁世凱之間也找不到共識。但是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武昌首義打響的這一槍,引發的不是一場無限革命,而是一場有限革命。 有限革命這個詞,在中國的辭典裡面是沒有的。
(略)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 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戰爭告一段落。這樣一個有限目標,只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這個目標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個層面,就是政治層面,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只是一個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間達成共識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只要這三派在這個目標上達成共識,他們就可以坐下來,用和平談判,彼此妥協、退讓、博弈,沒有一家全贏,也沒有一家全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付出的社會代價最輕,成本最低。
(略)
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讚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談出來的民國一定是不徹底的,半新半舊的,因為沒有把那些力量從肉體上、精神上消滅掉,他們還存在,存在就有問題,是因為當時整個的民心所向,君主立憲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連根拔起不是當時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嚮往的。
(略)
最後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互動的結果。這個互動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動,也不是惡性互動,而是一個中性互動。中性也好,和中間道路、中間思想一樣,不是什麼壞事情。辛亥革命很幸運,三派力量都沒有足夠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們坐下來對話。 這個對話就是“南北和談”。北方袁世凱派出的代表是唐紹儀,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兩個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國,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們都是廣東人,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也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在一起好說話,這簡直就是廣東人與廣東人的談判。這個談判的背後還另有一個談判,就是我們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個南北和談,是軍人和軍人在談。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黃興任命的顧忠琛,也許之間和談更具有實質性,如果說前者是“文和談”,後者就是“武和談”。這個和談決定了三派殊途同歸,他們達成的5條協議就決定了清朝的結束和中華民國的誕生。
從集體記憶到集體遺忘,很多都是國家運用權力強迫產生的。而這種強迫,其實就是暴力的展現。國家不允許你記住一些東西,於是你只好選擇遺忘。國家要求你記住一些東西,於是你就有了那樣的偽知識。因此,國家暴力的定義其實應當擴大: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一經國家權力的強迫性操弄,本身就成為國家暴力的一種。
而更有意思的問題是:國家操控下的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是怎樣得以發生成效的呢?關於遺忘,也許很簡單,箝制言論,抹殺真相就可以做到。而創造集體記憶就需要更複雜的技巧。一部假的歷史,要讓人民相信,一定要說得非常「生動」。
這次選戰有沒有亮點?有沒有讓民進黨反省自身的基點?當然有。陳致中在高雄的大贏,一邊一國連線的戰績(四十一人參選,贏了三十四席,當選率八十三%),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即使小小的議員選舉,都是贏在理念上,而不是什麼市政、地方小事。高舉理念的旗幟,可以贏得足夠的人心,可以贏得真正的勝利(不靠別人爛的僥倖,而是靠自己強),可以讓綠營普通百姓吐出一口真正的心聲!
在這場選舉中,用更明白的話語,北二都用了統媒讚賞的策略,諸如「與扁切割」、「不用綠色旗幟」......等。不知不覺中,「理念」的東西不見了。我當然知道要獲取多數人的選票,必須向中靠攏的道理,但是這種「向中靠攏」,並不是指你要放棄自身的理念,而是你要用「中間選民」可以理解的話語,向牠們宣傳你的理念,贏取牠們的認同與信任。可是,綠營頭人似乎採取了較為廉價、便宜行事的方法--放棄自身理念,隨波逐流。為什麼「理念」這麼重要?由挺扁的「一邊一國連線」陣營議員,提名41人當選36人,不就是明證?
「中間」是個假議題。大台中的蘇嘉全不標榜中間,也不刻意疏離扁系人馬,票開出來,只小輸胡志強三萬兩千票。大高雄的陳菊替陳致中站台,沒有「嚇退」中間選民,大敗「不藍不綠」的楊秋興。大台南則是陳前總統打下的江山,賴清德躺著選都可以贏。至於新北市,絕不是不能贏的地區,蔡英文輸在雙和,為什麼?這是藍營基本盤最穩固的鐵票區。如果這些例子還不夠,我們看看「一邊一國」連線。提名四十一人,高中三十六席,其中十四人是該選區最高票者,落選中大都是落榜頭;尤其陳致中狂掃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張選票。「一邊一國」絕對是旗幟鮮明,絕不「中間」,為什麼反而能凝聚選民,成為綠營中一大勢力?血的教訓很明顯,愈凸顯基本價值、核心理念,愈能吸納選票、擴張選票。
公視《有話好說》的看中國欄目,已經改為“環球觀察”之類的東東。按照臺灣的慣例,所謂看世界,就是不會再看中國了。聽說原來的主持人陳信聰也已經提出辭職,11月就會有新人接棒。一年來我參與過不少期的《有話好說》就這樣夭折了。臺灣,真的沒有獨立聲音的空間了。很想問問那些拿下公視的人,你們就這么一口肉也不松嘴嗎?
很早以前就有董事會的人找信聰說,公視不應該討論政治上的敏感話題。真是暈倒啊。一個媒體,回避敏感話題,請問這個媒體還要它有個屁用啊。每天教歐巴桑繡花嗎?!這種連最基本的傳媒常識都欠缺的人居然指導公視運作,臺灣出這種事情,真TM活見鬼。
盧正沒殺人,當年警察在被害人身上採集到的指紋、菸蒂跟血型都跟他不符;被認定為兇器的鞋帶也模稜兩可,只憑自白就判他死刑。那時我們不知道他被刑求,他被警察約談好久沒回家,我們才趕快去看怎麼回事?我們被警方誤導,這是我一輩子愧疚的地方。
我們很守法,一直覺得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弟做直銷,出門有時早有時晚,警察跟蹤他,認為他沒工作整天閒晃,懷疑他綁架殺害他同學的太太。可是查他,又沒異常通話跟殺人動機。
個案魂:
這只是個案,絕大多數案件都是絕對正確的
精算魂:
一個人的命換回二千三百萬人的安全,很值得
不相干魂:
重點在改革刑事偵查的水準,跟死刑廢不廢無關
好公民魂:
反正只要奉公守法,素行良好,不用擔心這種風險
複製貼上魂:
機械式重播刑案被害人家屬的痛苦經驗
漢摩拉比魂:
不管啦,殺人償命就是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