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網路上入手顧誠先生1997年出版的《南明史》，這本專論是顧先生積畢生心血而有之作，其以「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自許。我個人覺得顧先生過謙了，這本書雖然是學術性的論著，但具備高度的可讀性，不愧是傑作。
《南明史》一書厚達千頁，涵蓋的時間斷面起自1644年(明崇禎17年)3月大順軍入北京，終於1664年(清康熙3年)10月大順軍殘部於四川覆滅。這跟史學界習用的時點不同，顧誠先生在序論中特別指出，以1644年5月(弘光帝朱由崧即位)為起點，將無法正確評價該年3月到5月局勢變化對於後續發展的深遠影響；終點不設定在1683年(東寧王國滅亡)，是因為三藩之亂跟南明抗清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大陸上有組織的抗清行動在1664年10月後實際上已不存在。
我目前只讀到弘光政權瓦解(1645年5月)，趁記憶猶新，先把一些心得記下來：
退燒不少的「唯物病」
從唯物史觀出發處理歷史，是中國側治史者的一貫作風，所以在文字上大量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鬥爭」、「地主階級」、「官紳地主」、「封建」、「反動力量」等等用語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讀他們的書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但是太過泛濫的話，還是會有某種太過油膩的違和感。
顧誠先生1982年的舊作《明末農民戰爭史》就患了這種「唯物病」，一頁如果算五百字的話，其中大概有五十個字是上面那些術語。《南明史》則有很大改善，估計降到了二十個字的程度，這可能要歸功於後來相對較自由的創作環境。
多爾袞的優質決策
多爾袞在這段時期內，對於局勢的判斷精準，下達決心則果斷無比。從全國動員入關、收服吳三桂、大舉進用明舊臣、優先追擊大順軍、急攻南明，決策都做的非常漂亮，大順和南明的軍政要員比起來彷彿都是腦殘。不過顧誠先生顯然不這樣認為，字裡行間洋溢著「這沒什麼了不起」的味道，這應該是顧誠先生個人「抑清」的偏見造成的，其實並不能算是公正的治史方式。
大順軍的政治錯誤
大順軍據有天下僅四十四天，常見的解釋是在進入北京花花世界以後，李自成集團迅速腐化以致失去戰力，這也是毛澤東御用文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持的看法。顧誠先生反對這個說法，他以為，史藉中所載的「搶錢、搶糧、搶娘們」有一部份是清初文人的惡意抺黑，排除這一部份不看，其實大順軍在北京城裡執行的是起義以來一貫的「追贓助餉」政策，對於所謂的「官紳地主階級」進行財產總清算，以維持大順軍的經濟基礎。
在對付明帝國的時候，「追贓助餉」政策合理，因為有助於爭取廣大被壓迫農民的民心，但在進入北京以後，新的敵人則轉而為清帝國，此時應該策略性地降低強度，縮小打擊面，以換取「官紳地主階級」們的政治支持。不過大順軍在進京後仍然執著於正義的追尋，導致明降臣的大舉叛離，這才是大順軍稍後履敗於清軍的主因。
東林黨人的嘴炮誤國
弘光政權居於江南精華所在，形勢遠勝南宋，但立國竟然才一年，個中原因，常見的說法是弘光帝朱由崧任用奸臣馬士英有以致之。顧誠先生同樣反對這個說法，他以為，這種說法來自於東林黨人或其門生的宣傳(他還特別點名大儒黄宗羲)，朱由崧、馬士英的責任固然不可免，不過東林黨人私心自用，動用道德嘴炮大扯後腿也要負共同責任。
東林黨人始則以道德理由反對朱由崧登極，造成朱由崧外求軍人支持的惡劣後果，使弘光政權始終無法有效控制本身的軍事力量；繼則在朱由崧為帝後，捕風捉影羅織流言，藉由削弱朱由崧繼統合法性的方式，來打擊黨人們觀之極不順眼的內閣首輔馬士英，說到底即是權力鬥爭，但付出的是弘光政權應對外敵時的決策腦死狀態。東林黨「正人君子」們對於馬士英的不合作態度，並非出自國防戰略上的異見(兩邊的見解其實大同小異，也同等程度的仆街)，僅是延續明末以來的黨爭立場罷了。東林黨人比馬士英幸運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執掌弘光政權的權柄，所以被清帝國清算者少，也才能在傳世的各類文獻裡，把這段難堪的爭權史抺粉成正人君子和奸臣間的善惡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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